学联总交际黄华

学联总交通孙敬文

学联总交通孙敬文彩照

    一二九运动是近代中国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1）“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2） “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3）在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这场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而林枫同志则是在1935年12月中旬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是推进一二九运动的健康深入发展重要领导者之一。对此，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姚依林回忆说：“从1935年12月中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林枫同志在政治态度上，对‘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是积极支持的。当时，在市委党内，对‘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多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有少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的一部分口号和做法，从‘左’的观点出发，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有些同志则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林枫同志作为市委书记，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对运动的继续深入。

    一、参加和组织革命学生运动，投身民族复兴大业

    林枫之所以在一二九运动中起到重要的领导作用，与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一直在平津、河北地区参加青年学生运动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实践分不开。

    林枫（1906-1977），黑龙江望奎县人。1924年他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开始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大革命高潮蓬勃兴起之时。受革命形势影响，冯玉祥在这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并电邀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孙中山发表宣言应邀北上。当时国共两党都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强烈呼吁由国民决定国家大事，反对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12月4日孙中山抵津。林枫作为天津南开中学学生会会长，带领南开中学进步同学参加各界举行的欢迎会。在学生中组织宣传活动，讲解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意义，介绍孙中山《北上宣言》的内容。校方畏惧学生运动的发展，试图用“救国不忘读书”观点规劝学生，平抑青年学生关心国事的热情。当时曾是南开中学校董之一、热衷“好人政治”持改良主张的学者丁文江，应校方的邀请来校讲演，极力宣扬救国不忘读书的观点和主张，意在诱使学生们不问政治，一心死读书。他的讲演引起该校进步师生的反对，学生会散发了反驳丁文江言论的传单，林枫还代表同学出面与校长辩论，用当时进步的政治言论驳斥了丁文江的主张和观点。林枫的行为鼓舞了进步学生的斗志。他也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从6月5日起，天津学生一致罢课，海员实行罢工，天津总工会迅速宣告成立。中共北方局派赵世炎等到天津来发动并领导工人、学生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林枫在党的领导下，向同学们报告“五卅惨案”的经过，控诉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罪行。他通过学生会组织许多同学参加讲演、募捐和示威游行活动，还曾带头冲破军警的阻拦，向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此后，林枫接受党组织的指派，在天津南开中学创办平民夜校，既作校长、又兼教员。不论严寒酷暑或狂风骤雨，他都准时前往上课。他还常到工人和贫民住处进行访问，了解他们的困苦，鼓励他们起来斗争。

    1926年9月，北伐军打到武汉。南开中学共产党员教师发动学生参加国民革命军，筹备组织群众欢迎北伐军工作。林枫决心投笔从戎，与同窗好友鲍永瑞、张文佑、张柏园秘密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因革命工作需要，继续留在了天津。1927年3月，林枫由中共南开中学支部书记范文澜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天津党组织决定转入地下，党员全部隐藏起来。

    1928年5月3日，出于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中国势力范围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日本出兵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杀伤中国军民近万人。日军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抗议。正在江苏海州县从事隐蔽斗争的林枫，利用在东海中学任庶务的身份，发动和组织师生下乡进行反日宣传，同时探索青年学生走入乡村民间扩展革命活动的途径。1929年夏，林枫改名郑凌风，考入北平大学工学院。次年，在北平大学工学院，通过赖若愚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担任北平大学工学院党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这个局势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前头。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在11月间，北平各校学生组成南下示威团准备到南京请愿。中共河北省委为切实加强对这场示威运动的领导，在示威团内设立了领导核心——党团，林枫以北平大学工学院代表的公开身份，参与领导这场斗争。他是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党团成员之一。

    当时的北平市委书记顾卓新同志是这样回忆林枫的：“我和林枫是l931年在中共北平地下党一起工作时相识的。193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恢复北平市委，我被任命为市委书记。这一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引发了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北平市委当即全面出动，发动各大学、中学，各界市民也都行动起来。不久原在沈阳的东北大学迁至北平。广大师生悲愤的抗日激情，更引起北平以及关内各地群众的同仇敌忾，纷纷展开宣传、联络、募捐等活动。到10月，运动向两个方面深入和扩大。一是酝酿各省市的联合行动；一是矛头直指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权。中共北平市委提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进攻东北’、‘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反对哭诉国际联盟’、‘开放群众、武装群众，对日宣战’、‘收复东北，保卫中华民族’等口号。运动的高潮是北平学生群众发起南下请愿示威。12月初，由北大、清华、燕京及刚刚从东北迁来北平的东北大学等校的数千大中学生，组成‘北平各校学生南下示威团’聚集在北平前门火车站，要求开车直赴南京，向国民政府示威。国民党当局恐慌万状，急令封锁铁路，不许机车开动。学生们遂进行卧轨斗争，使整个铁路瘫痪三天三夜。这时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都亲到车站，直接指挥运动，并组成临时党团，我任党团书记，党团成员有林枫、陈沂、薛迅（女）等共5人。林枫当时已是中共北平大学工学院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平大学工学院代表，参与领导了这场为抗日救国、反对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斗争。这一年他刚刚25岁。工商各界同情支援学生们的英勇行动，派代表到车站慰问，捐献大量食品及棉衣毛毯。国民党当局无奈，下令铁路准予开车，斗争取得胜利。3个专列，浩浩荡荡南下，万众欢腾。路过天津时，又有成千学生参加南下，气势更盛。学生们到南京后，蒋介石拒绝接见，但派代表出来接见学生代表，答应开放反日运动，释放被捕学生代表，对日提出严正交涉等。”“当时，我在前门火车站第一线负责总指挥，林枫等率示威团南下。”（5）

    12月11日，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到国民政府请愿。14日起，联合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安庆等地来的爱国学生，连续数日在南京示威游行。12月18日黎明，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宪兵，强制各地爱国学生离京。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被军警团团包围，所有学生被强行押上汽车，送往火车站，押送回北平。

    1932年9月，中共河北省委任命林枫为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7月，他赴上海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会筹备工作，任筹委会组织部部长。1933年二三月，林枫任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933年3月，林枫领导河北反帝大同盟发表《告劳动群众书》，号召并组织爱国青年支持长城各口抗日的爱国军人。4月23日，推动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出面，联合北平各大学师生与李大钊生前友好，举行李大钊公葬仪式。将1927年遇害的李大钊灵柩，送往香山万安公墓安葬。不久，国民党宪兵三团进入北平，对革命力量残酷镇压，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林枫沉着地指挥幸存的党员隐蔽下来。

    在1931年入党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武光回忆这个时期的斗争经历时说：“我和林枫同志开始认识，是在1930年，当年我们都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北平市做地下革命工作。1930年到1932年，在白区，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是很深的。当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北平，每遇到革命纪念日，如‘二七’、‘五一’、‘八一’、‘九一八’、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节等，我们都要发动尽可能多的党员、团员、有组织的赤色群众和受革命思想影响的一般群众进行游行示威。游行示威队伍的组织有纠察队、通讯联络员、宣传组、总指挥、副总指挥等。每次游行示威，或多或少总要有人被捕，总指挥被捕了，由副总指挥接替，总指挥在游行的群众队伍中是很惹人注目的，是国民党军警特务们搜寻的目标，危险很大，可是每次游行示威几乎总是由老郑(林枫)担任总指挥，他有胆、有识、有智，能巧妙地避过敌人的追捕，冒着生命危险完成总指挥的任务。”（6）

    在从1924年到30年代中期这段革命实践中，林枫由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有志爱国青年，锻炼成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共产党人，由一个学生运动的勇敢参加者，锻炼成为学生运动的出色的组织者。在这段学生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的实践中，林枫积累了工作经验，掌握了工作方法，形成了指导学生运动的正确思想，为他后来在一二九运动中能够准确地把握时局，采用灵活的策略和措施，从而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组织领导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和组织一二九运动时，林枫正在宣化。12月9日的抗日救亡示威运动发生后，他以多年的学运经验和党的组织者特有的政治敏感，意识到示威游行的背景中肯定有党的领导，所以一看到消息，便立即赶赴北平投入工作。他首先开展是党的建设工作，在北平学联内设立党团，以强化党对学联的领导。

    学联总交通孙敬文

    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担任北平学联总交通的原化工部长孙敬文回忆说：“学联正式建立党团组织，是‘一二・九’之后，‘一二一六’之前的事。那时，北方局派林枫来平，正式成立市委，撒销了原来的临委，林枫为市委书记。林枫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主张和作法，使市委领导在路线上政治上认识趋于一致。并决定学联建立党团组织。由姚依林任党团书记、郭明秋、民国大学（7）的黄华和我任党团成员。这是北平学联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届党团组织。这一届学联的党团组织活动，一直到1936年3月5日(遭破坏)为止。”林枫这时化名罗衡，到职以后，就同北平学联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直接联系，集中主要精力推动一二九运动的持续健康地深入发展。

    “一二一六”大示威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采取高压手段镇压和取消期末考试、提前放假的手段瓦解学生运动；另一方面由北平当局出资，号召并组织北平学生赴南京“晋京聆训”，以图收买学生和从思想上瓦解学生。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面临“向何处去”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爱国学生们急切地议论着、思索着。

    学联总交际黄华

    林枫召集北平学联领导成员中的共产党员黄敬、黄华、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和宋黎等人分别开会，认真分析了形势和商定了对策：国民党反动当局步步紧逼，学校又提前放寒假，大部分同学可能都要回家过年，剩下少数进步分子，更容易暴露和被捕。因此，绝不参加“晋京聆训”，而要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号召应由学联发出，当此数九寒天，凡响应这个号召的，一定是我们的积极分子，就是学联得以依靠的骨干，把他们组织起来南下宣传，既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又能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还使积极分子进一步受到锻炼和提高。并决定主力南下农村扩大宣传，预备队留守北平，巩固原有阵地。另外再派代表到天津、上海、武汉各地活动，组织全国学联。林枫和市委的意见由黄敬以个人的名义在12月下旬的学联会上提出。几天后，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北平学联党员同志的细致工作，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意见被压倒多数的代表所接受。平津学联发表通电尖锐指出：“三年前之进京听训，已熟稔政府之因循政策，前言既无济于事，此举更何补时艰?况借训导之名，而行欺骗收买之实乎”（8），表明绝不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当。

    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9）31日，中共北方局向平、津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积极地扩大平津学生群众运动”，“立即经过平津学联，组成代表团，到津浦线之沧州一带，北宁线之唐山、迁安、遵化，平汉线之保定、大名、石家庄，与察哈尔之沽源、张北等地，进行广泛的工农群众工作，发动与开展各地工农士兵群众的反日反蒋斗争”（10）。林枫领导北平市委按照北方局的指示，在原商定的对策和学联通过议案的基础上，组成了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把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引向了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宣传团设总指挥部，由中共党员、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任总指挥，中共党员、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师范大学学生江明任副总指挥。由彭涛、董毓华、宋黎、江明组成宣传团党团，彭涛任党团书记。宣传团下分4个团，共计500多人，大都是一二九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1936年1月2日至4日，4个团先后出发，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前堵后截，沿途每到一处，都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对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 宣传团员在与广大农民的接触中，亲眼看到农民遭受残酷剥削、压迫的悲惨生活，听到农民的血泪控诉，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对社会和农村真实情况的了解，使这支学生骨干队伍对中国社会和革命任务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使一大批进步学生从此真正觉悟起来，义无反顾地走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从一个爱国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历时3周，步行700余里，沿途播下了抗日的火种，自身也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在平津学生的影响下，上海、武汉、广州、徐州、济南等城市学生都组织了深入工农和民间的抗战救亡宣传活动。

    三、组织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这个问题是“一二一六”大示威后，林枫在北平市委提出的。他认为北平学联拥有两万多学生，不组织一个核心力量，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郭明秋曾撰文记述：“‘一二一六’晚上，即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就是在彭涛同志的家，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李润娥。黄敬到会很晚。他穿了一件灰人字呢的大衣，裤腿都溅的是血，而且他也险些挨了一刀。在这次会上，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同市委交换的意见。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潮了，流了血了，群众认识了当局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下一步再有行动就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深入，要精心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还说‘一二一六’出动了两万来人，这样的广泛群众运动，以后光由学联领导，能不能持久？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提出了这样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想了好久，不能解答。黄敬说：‘交给群众去讨论好了！’”（11）

    另据姚依林回忆：1936年“1月下旬，林枫找姚依林和黄敬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商谈：南下宣传团回来后怎么办？林枫主持小组会议，商谈决定了几件事：一、把南下宣传团一、二团在保定议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三团在高碑店议定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两个组织统一起来，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二、把‘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并入‘民先’。三、确定由湖南同学李昌担任民先队长，黄敬任政治委员。（12）”姚依林对于这件事还回忆说：“南下宣传一直搞到1月29日，回来以后，这些人跑了这么一趟，经过锻炼，后来想怎么把这两千多人的组织能巩固下来，于是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林枫、黄敬和我三个人讨论的。黄敬推荐李昌，说这次出去，清华的李昌不错，就准备把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取消，扩大成为民先队，把它半公开，确定李昌当队长，黄敬当政委，没有政委名义，用党团书记名义，2月1日成立。”（13）

    在林枫和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1936年2月1日，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代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会上通过了斗争、工作、组织等纲领和规约，产生了领导机构——总队部。敖白枫任总队长，刘导生任秘书，萧敏颂任组织部长，王仁忱任宣传部长。市委在民先队建立了党团，黄敬任书记。第一批队员300多人，按各校成立了26个分队。2月16日，民先队发表成立宣言，提出了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寇、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等八项主张。民先队成立后，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积极组织队员学习《大众哲学》、《中国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出版《民族解放》、《我们的队伍》等机关报；组织队员学习军事知识；举办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积极开展广泛团结民众和抗战后援、文艺演出等活动，队伍迅速壮大。至8月，北平的民先队员已有1200多人。民先队改选，李昌任总队长，刘导生、杨雨民、杨克冰、关山复、孙传文、顾德欢为领导成员。到10月间，全国31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法国里昂、巴黎、日本东京也建立了民先队。1937年2月6日，在中共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北平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8个地区24名代表出席，代表着6000多名队员。大会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选举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7人为全国总队负责人。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建立和壮大，是一二九运动从爆发到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爱国青年学生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民先队在抗日民主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成为党领导下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抗日青年群众性组织。

    四、协助刘少奇纠正一二九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

    一二九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1936年2月，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明文规定解散救亡团体，军警可以逮捕甚至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钳制救亡言论。一时间，平津地区进入白色恐怖和高压状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走入了低潮。1936年3月，中共河北省委调林枫任天津市委书记。3月底，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北方局书记到达天津，河北省委派林枫担任刘少奇的秘书。此后，他全力协助刘少奇扭转华北局势，保持一二九运动的巩固和继续深入发展。

    刘少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了华北的形势、北方局的工作和救亡运动的状况。他看到这里的党组织仍然存在“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这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他提出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在北方局工作的林枫、彭真、徐冰及北平市委的李葆华、黄敬等人，对这一方针表示坚决支持，并在工作中认真贯彻和执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引起北平学生出现情绪化的反映，因而发生了1936年初的“三三一抬棺游行”事件，导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针对北平学生“三三一”抬棺游行事件，刘少奇于1936年4月5日发表给北平党的同志一封信《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认为“三三一”事件“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性，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地损害。”在白色恐怖、学运暂时处于低潮时，这次行动严重地脱离群众，“使许多抗日的同情你们的可能和你们合作的分子离开你们，甚至离开学校，把其他许多中立甚至同情分子(如蒋梦麟)推到了反对的营垒，这就给法西斯分子分裂学生爱国阵线一个最好的机会；”“给敌人以加紧进攻爱国运动的口实”，“整个的增加了以后工作的困难”。（14）他要求大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懂得在白区工作中积蓄力量、保存骨干、团结群众、壮大队伍的重要性。4月10日，他在《火线》上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后又发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提纲》。系统批判了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阐述了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西安事变”时，党内外部分人倾向“杀蒋”，林枫及时汇报了情况，协助刘少奇讲解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刘少奇说，要懂得党中央的策略性。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对党外人士的要求和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一样。共产党人是要无私，无私才能彻底理解马列主义，才能正确应用它，群众“左”了，需要我们正确引导；领导“左”了，损失就大了。所以，群众“左”，你做领导的不要“左”。按照这些意见，林枫和平津党组织的同志说服各方人士，使他们理解了党的方针，拥护党的主张，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在国民党当局操纵下，北平成立了所谓“新学联”和北平学联对抗，制造学运分裂，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党内以徐芸书为代表，提出了“无条件统一”等右倾投降思想的口号。民先队中的蒋弗华主张走“第三条道路”。针对抗日救亡运动中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刘少奇先后撰写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论左派》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与可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共产党人必须在贯彻施行统一战线过程中，坚持原则，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团结中保持独立性。同时指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必须发展进步力量，注意争取广大中间群众，孤立投降派势力，要加强青年学生与工农的结合。在此期间，党对徐芸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但是徐芸书坚持自己的错误，最后才对其采取了开除出党的组织处理。

    林枫在以往学生运动中，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较深的认识和警醒。在任北平市委书记时，他就曾提出学生不应无限期罢课，反对这种脱离师生群众的做法，还要姚依林保留学籍，处理好救国与读书的关系。在协助刘少奇纠正抗日救亡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过程中，他从思想上、理论上更加深了认识和理解，对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决心，同时也能够更加自觉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