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部长、全国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

    为了搜集父母亲生平材料，在父亲林枫诞辰百年纪念之际，2006年仲夏的一天下午，我走进前外交部长黄华同志的家。我也是外交部几十年的干部了，黄华同志又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所以我愿意、也习惯用“部长”来称呼他。从我开始记忆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的历史起，就总是听父母亲讲“黄华”这个名字。那么多人，为什么单单先记住了这个名字？因为在父母革命一生的重要时期里，先后出现过两位音同字不同的黄华同志。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原外交部长黄华，原名王汝梅，河北省磁县人，是上个世纪30年代北平地下党秘密工作时期与父母相识的革命老前辈，解放后，他一直战斗在外交战线，是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还有一位姓黄名骅，原名黄金山，湖北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晋西南与父母并肩战斗，老红军，曾任晋西南区党委军事部部长、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副支队长，同样是父亲（时任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晋西独立支队政委）的诤友，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今河北省沧州专区黄骅市。1970年8月13日，我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分配到当时的黄骅县（现黄骅市）城关公社方庄子大队第八小队插队落户，当了三年农民。这里是黄骅同志被叛徒杀害、牺牲的地方，解放后国家便以烈士的名字命名的县。父母每每在提及其中一位黄华或黄骅时，必定先说明：是做外交工作的那个黄华，不是那个已经牺牲了的黄骅……或者反之。我的一生因此也与两位黄华或黄骅，有了密切关系而尤感荣幸、欣慰与自豪。今天我想听听黄部长专门讲讲七十多年前他和我父母相识、相处的那些往事。听了我的来意，黄部长说了下面这些话。

    一、对林枫的回忆

    唉，我很懊悔，没有在你父母活着的时候和他们好好聊聊一二九的事。你父亲比我大6岁。我先认识的是你母亲，后认识你父亲的。我是河北人。1931年秋天，我进入锦州东北交通大学学习，开学没有几天，就发生九一八事变了。没过多久我们大批同学怀着悲愤的心情，不得不离开学校，搭车入关，从东北来到北平。1932年我又考入燕京大学，依靠吴雷川奖学金，读完经济系的二、三、四年级的课程，1936年6月，我没来得及参加毕业考试，即作为斯诺的翻译到陕北苏区和红军采访，因此没有拿到毕业文凭。

    讲你父亲之前，先要交待一件事、一个人。就是夏仁德先生(1)。夏仁德是中国名字，他是美国人，他在1923年来到中国，在燕京大学任教，曾是心理学、教育学系主任，也在经济系教过社会学。夏仁德博士和夫人在中国民族危亡、人民奋起救国的30年代，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争取社会进步的事业，爱护燕大校友，尽其所能支持了他们的斗争。他的家成为进步学生集会的场所。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因时局太险恶，受国民党监视、追杀而只好选择在他家见面、开会、甚至藏身，躲避敌人追捕，保存了革命力量。他和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埃德加•斯诺，都是当年燕京大学为数不少的外籍教员中具有正义感、同情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突出者。我就是读了夏仁德的课程，写了一篇论文《论美国罗斯福的新政》。而我第一次见到林枫同志就是在夏仁德教授家里。

    解放前，我直接接触你父亲就是这一次。那是1936年初，大约在一二月间。1935年12月9日、16日平津学生两次抗日救亡大游行之后，群众起来了，何去何从？争论得厉害。北平党组织决定学生应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相结合。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扩大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推动运动向全国发展，把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保存下来，把抗日学生组织巩固下来，进一步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并发展党的组织，于是就组织了南下宣传。南下当时约400多人，北平共分3个团，天津一个团。我任第三团团长。北平的南下宣传团主要由西郊的大学和城里几个学校的同学组成，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贝满女中、华光女中、市立一中、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学院等等，共分了3个团。3个团都是在1936年1月初，大约2日至4日出发的。我们在南下宣传期间，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教育，大家都希望把这次宣传团的精神继续下去，把组织也继续保存下去，这就有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正式诞生。在南下宣传回来后，我加入了共产党。一天，记不得是谁通知的，要我准备个地方。我就约了夏仁德先生，告诉他：我们有朋友要谈谈话，需借用他的客厅。我早就知道林枫这个名字，但是没有见过面。当时来夏仁德先生家的人有清华大学的蒋南翔、杨述、姚克广（即姚依林）；燕京大学是我，那时我还用原名王汝梅，还有牛荫冠。可能还有清华大学的王永兴，对这个人我已记不准确了，他很早就不在北平了。总之，都是清华、燕京两个学校党支部的骨干分子，在党内都担负一些工作，五六个人吧。林枫同志给我们讲形势、党的政策和一些大的政治原则，讲有关党的知识、民主集中制等等，上党课。在夏仁德先生的客厅里讲了两天。每次会前，夏仁德先生送一托盘茶水茶杯后，放下，会意地笑笑，带上门就走开了。交给我们他就不管了，从不来打扰我们。他的夫人就坐在小院外面的大门口织毛衣，意在望风。以后林枫同志还利用这里开过一些别的会，会晤一些有关的人。但我没有参与。这次会后，1936年夏天，6月上旬，我悄悄地离开燕京大学，应爱德加•斯诺先生的要求，陪他到陕北去了，因为他要采访，让我帮助做些翻译工作。之后，他写了《红星照耀中国》，就是《西行漫记》这本书。应我的要求，斯诺在书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没有发表我的任何照片，因为我考虑组织上可能派我到白区搞地下工作。他严格遵守了我们的要求。这是后话了。以后林枫同志调到天津，在北方局、在少奇同志那里工作。那一段的工作我知道，但没有再直接接触过，因为他的工作在整个华北、北方局，工作领域不同。解放后和林枫同志虽无工作上的直接来往，但都知道彼此情况，在一些大场面的活动中，有时见面，热情地打招呼。那时国家刚刚成立，欣欣向荣，大家年富力强，朝气蓬勃，各忙各的一摊工作，顾不上，也没有想过找时间促膝谈心。解放后，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外，连续在国外工作，非洲、埃及、加拿大、联合国，基本上都在外面。直到打倒“四人帮”才奉调回来。

    二、对郭明秋的回忆

    我是先认识你的母亲的，认识你父亲在后。当时她叫郭桂英。我们叫她小郭，因为我们在大学，她在中学，我还比她大两岁。你妈妈是位杰出的革命女性。她创立了独特的事迹。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被迫离开锦州来到北平考入燕京大学。1933年1月，日本军队占领山海关，随后又占领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东部的主要几个关口。这使北京的进步学生受到极大的震动。燕京大学的这些学生发起成立了全校抗日救国会，我参加了并且是积极分子。1935年5月，我又被选举为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学生会主席为张兆麟）。我和邻近的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姚克广、杨述等来往频繁，也和北平城内女一中的郭明秋、北京大学的俞大维（黄敬）、韩天石等人经常联系。他们是见多识广、谈吐不一般的青年，郭明秋和黄敬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和他们一起拜访那些大学的名教授张申府、刘清扬、邢西萍（徐冰）等，研究成立“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等问题。7月间，国民党当局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全部无理条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又一个大规模出卖主权的卖国协定，即“何梅协定”，何即何应钦，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梅即梅津美治郎，时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加上此前的《秦土协定》，秦即秦德纯，时任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土即土肥原贤二，日本代表。日本不费一枪一弹攫取了我华北五省。从此，河北、察哈尔等省的主权丧失，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全部撤离这些省份，北平、天津随时可能被日军占领，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激发起全国人民、首先是北平、天津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中共北平市委尽管几次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不得不经常调换领导人，但一直密切注视平津学生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潮，在各大中学校里建立支部和外围组织，总结经验，以指导学生运动。

    11月，燕京大学学生会倡议建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此举得到北平党的支持。就在燕京大学的食堂召开了各校代表谈话会，决定推荐燕京大学、女一中（你母亲郭明秋是女一中的）和汇文中学三所学校作为市学联的发起单位。11月18日，我们举行了市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记得是在城里的中国大学、即原来的清郑王府、现在的教育部所在地。选出了郭明秋任学联主席，她是女一中的代表；姚克广为学联秘书长，他是清华大学的代表；孙敬文为学联总交通，他是镜湖中学的代表，管联系各个学校；邹鲁风为学联总纠察，他是东北大学的代表；我是总交际，燕京大学代表。学联设在女一中。学联还发表宣言，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等口号。北平市学联成立后，我们就马上考虑采取行动，表示我们对当前局势的态度。当时北平盛传亲日伪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12月9日这天正式成立，搞所谓的“华北特殊化”。北平市学联开了几次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游行。12月8日，清华、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民国大学、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校的代表们开会。会议是女一中的郭明秋主持的。她是共产党员，同北平市委联系密切。大家讨论了口号、行动策略，部署了游行时间、地点、路线。第二天12月9日一大早，天还没大亮，我们就起床、步行去城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