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组织领导“五二八”、“六一三”大示威，积极争取国民党军抗日

    1936年5月，日寇向华北增兵，华北局势骤变。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策略，同林枫和天津市委张秀岩等商议，决定发动一次大示威游行，以打击日寇气焰，促进二十九军积极抗战，广泛争取各种力量，推进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深入发展。为此，天津市委在城西北角铃铛阁附近一个陵园里开会。林枫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式之后指出： 日本无限制的侵略行径，引起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为推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行，推动平津当局向抗日转化，促进二十九军积极抗战，决定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口号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甚至地方军警在抗日高潮下也会同情。林枫在会上传达了刘少奇的意见，示威游行要增加“拥护二十九军将土参加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及“拥护天津军警继续抗日”的口号。会后，天津市委马上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各校党组织和各界救国会，并做了深入地动员和周密的准备工作。

    5月28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组成游行大军，高举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到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门前示威。游行队伍出发时有几千人，沿途工人、市民和农民踊跃参加，迅速增至1万多人。示威群众情绪激昂，“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响彻云霄。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那天早上有1000多名学生包围了天津市政府，派代表递送文件抗议日本增兵华北。当天下午，爱国学生又在华日交界地方举行群众大会，呼吁全国人民抵抗侵略。学生游行示威时，天津军警未加阻挠，采取监视态度。这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进一步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动员了国民党军，震撼了日本侵略者，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激发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迫使《华北防共协定》未付实行，二十九军停止撤往河北南部。

    林枫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帮助天津市委总结了这次政治行动的成功经验。他还专程前往北平，将这次示威游行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做法和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向北平市委作了传达，同时也传达了刘少奇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新指示。北平市委立即将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向北平市学生救国会和各校的党组织作了传达。6月13日，北平学生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喊出了贯彻统战精神的“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等口号。这次示威虽然遭到军警驱逐，但很多军警不再像过去那样毒打学生。还有些二十九军的士兵，接到学联的通知，穿上便服参加示威游行。北平东城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8000余人，沿途许多商人、车夫、工人相继参加，一路高呼口号，“情绪的热烈，为一二九以来所未见”。游行队伍进抵北池子时，遇到一队二十九军士兵，游行群众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士兵极为感动，大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不止。

    平津这两次以学生为主的大示威反响强烈，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响应，使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态势，由低潮转向新的高潮。两次游行大示威所以获得成功，是坚决贯彻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刘少奇后来曾将北平“三三一”抬棺游行同这两次游行实行的策略加以比较说：当时(指“三三一”)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我们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的合法的可能性。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看法，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山集合。他还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　

    六、建立全国学界、各界救国会，统一青年组织，联络指导“南京谈判”，巩固和加强一二九运动的社会基础

    自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这一政策逐步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也影响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中共北方局经请示中央的批准，即派出在北方局从事联络部工作的周小舟为代表、北平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吕振羽为联络员，前往南京谈判。1935年11月底，吕振羽前往南京，开始与国民党代表接触。1936年初周小舟前往南京，开始正式谈判。从那时到同年8月，周小舟曾四进南京(吕振羽长驻南京)。北方局决定从这年3月起由陈酉生(王世英)与吕振羽直接联系。刘少奇到达天津后，林枫经常代表刘少奇听取王世英关于周小舟、吕振羽同南京政府谈判情况的汇报，转送有关谈判的文件、材料，传达刘少奇的指示。这次谈判历时9个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为抗日救亡而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次谈判。这个时期在南京的谈判是成功的，它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林枫还代表刘少奇积极联系华北各界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华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爱国组织，联合新闻界爱国人士通过报刊宣传党的主张。这些工作都在为巩固一二九运动成果并推进其深入发展的社会基础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平津学联发起组建全国学联活动。林枫和北方局积极组织指导建立全国学界、各界抗日救国会。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胡乔木回忆：“一二九”以后，北平学生和上海学生来往很多。上海派人到北平，北平派人到上海，“主要是通过林枫，他在一九三二年和我在北平相识。”北平最早派到上海去找胡乔木联系的是韦毓梅等3人；第二批到上海的是董毓华、刘江陵和陆璀等。“刘江陵当时已是党员。他的任务是筹备全国学联。他们有林枫亲自写的介绍信。”第三批是黄敬。“他的任务是组织全国救国联合会，也是林枫介绍来的。”黄敬到上海后，在江苏省委王翰和胡乔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黄敬、胡乔木、吴砚农、刘江陵、张慧民5人组成的小组，由黄敬任组长，负责筹建全国学联及全国救国会的工作。1936年5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学联的统一领导，加强了与各界救国会及世界学联的联系，更有力地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更大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八九月间，党中央依据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决定改造中国共青团，“不用C•Y•的名字去开展青年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字，以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以便吸收各阶层各党派所影响下的广大群众，实现C•Y•是青年群众组织的任务”（15）。在此前后，北平和北方局所属地区从实际出发，已经开始了共青团的改造工作。1937年4月，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等到会讲话。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作为全国青年抗日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至此，在一二九运动的有力推动下，中国青年学生运动与工农青年运动逐步汇合起来，中国青年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七七事变”前3个月，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北方局迁至北平。4月底，刘少奇、彭真等去延安开会，林枫继续坚守在全面抗战的最前线。

    综上所述，林枫在一二九运动各个发展阶段中，在党中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领导下，承担着非常艰巨的历史使命，面对着空前复杂的历史环境，以空前多样、灵活和特殊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充分发挥了党的坚强领导作用。林枫面对极度紧张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对许多重大的事件和问题，沉着冷静，实事求是，很少“放言高论”，始终是通过切实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灵活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打击孤立敌人，团结教育群众，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他的出色工作，巩固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一二九运动持续、健康和深入的发展。

    我们通过以上对林枫同志在一二九运动中工作的回顾，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完整的一二九运动，是从1935年5月至1937年7月，经历了酝酿准备、爆发和发展、巩固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在这场抗日救亡运动中起核心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探讨林枫在一二九运动中工作的历史过程，也是体现和说明党的这种坚强领导的过程。林枫同志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本文作者：

    李玉琦：研究员。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副馆长。主要从事：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研究和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赵德生：研究员。吉林省青运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吉林省团校副校长，吉林省青少年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青运史、共青团及青年社会问题研究。

    注：（1）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502页。
    （2）同上，第503页。
    （3）同上，第502—503页。
    （4）姚依林：《忆林枫》一书的《序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 顾卓新：《胸怀如海 正气凌云 -- 回忆林枫同志》
    （6）见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出版的《山西文史名人足迹》武光回忆林枫的文章。
    （7）民国大学，应为燕京大学。
    （8）《平津学联会对时局通电》，《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页。
    （9）《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同上,第13页。
    （10）《论平津学生之抗日反国民党汉奸斗争与平津党的任务》，《火线》第51期。
    （11） 郭明秋：《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12）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版，第63 - 64页。
    （13） 兰铁白：《姚依林同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见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版，第272页。
    （14） 刘少奇：《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433页。
    （15）《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年版，第439--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