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是时下社会创造的购物狂欢节，在人们尽情享受这幸福欢乐时光的当下，还有多少人记得80年前山河破碎的中国，为抵御日寇侵略，曾在这一天发生的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吹响了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号角。

    发起西安事变的领导人张学良，百年之后安息在夏威夷群岛。2003年3月，我曾赴美，途经夏威夷时，在这个美丽的太平洋岛屿上停留了两天，同行的人们尽情地浏览岛屿风光时，我独自去了一个私人墓地，去凭吊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将军张学良。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青年时的风流少帅，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将军；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举世震惊，事变后被囚禁五十年，老年后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的一生充满着变数和传奇。更因为我的父亲在西安事变后见证了那一段历史，所以我对此极有兴趣，自然不放过机会去悼念这位叱咤风云，慷慨悲壮一生的伟大的爱国者。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我请了一位香港来夏威夷念书的大学生当向导驱车前往。从我住的港湾到墓地，车程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内。汽车沿着蜿延曲折的柏油路飞奔，满目的阔叶树林、苍翠的群山，带着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车翻过一个山垭口，下山的路上可以看见远处的幽蓝色的大海，突然壁立千仞的一面似伸出的五指般的的山崖在云雾缭绕中从路的左侧跃入眼帘，山下有一片低矮的山坡，山坡上满目的青草鲜花，车行到近处才看见山上一块块墓碑平嵌在地上，原来已到了私人墓地。在面海的一片山坡上，约十余平方米的地上建有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获的墓，极简朴，墓碑上刻着“张学良、赵一获”；我在墓前鞠了三个躬，献上了一束鲜花，而后在墓旁的石条凳上小憩，思绪却不能停息，我曾经听父亲在世时讲诉的，当年他跟随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旧事又在我脑海中一一掠过……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扣押蒋介石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去西安工作。我父亲龙飞虎被选派为周恩来同志的随从副官，亲历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留下了没齿难忘的一段记忆，父亲在195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回忆录《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就是从西安事变开始叙述的。

    父亲当时在红军大学学习，红军大学是1936年6月在瓦窖堡组建的，分一科、二科、三科，特兵科。父亲在二科学习，学员都是经历过长征的团职以上干部，12月14日，父亲与邱南章、龙家贵、杨家堡四人被叫去谈话，谈话的人是红军保卫部长兼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父亲等四人被告知他们被派往西安担负保卫周恩来的任务。

1936年延安，左起：龙飞虎、杨至成、陈复生

    第二天清晨，父亲一行就从保安出发了。一行人有周恩来、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吴德峰及警卫副官龙飞虎、杨家堡、龙家贵、邱南章（原名邱文喜），报务员曾三，译电员童小鹏连同警卫战士共二十几人。他们骑着从骑兵团挑选来的战马，身穿崭新的英丹士林布做的灰军装，每个警卫人员都佩带着一枚二十响的手枪，雄赳赳地显得很威武。

    父亲第一次乘飞机是躺在行李仓里乘的。飞机是张学良的专机，驾驶员说，除人他们两个驾驶和来接周恩来的刘鼎外，还能坐七个人。一共可搭乘十个人。周恩来问能否多坐两个人，驾驶员说，坐在机舱里不能保持平衡，但机头行李舱是空的，可以多躺两个人，这样飞机就平衡了。看到大家正踌躇间，不好确定谁躺到行李舱，父亲就自告奋勇和杨家堡躺到行李舱里。下午四点钟，飞机从肤施（延安）起飞了。当时正下着雪，鹅毛似的雪花漫天飞舞，天上地下白茫茫的一片，罗瑞卿等人被留下来了，等下一趟飞机再来接他们。

    大约一个小时后，飞机在西安南门机场降落了。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乘飞机就是这样在行李舱里渡过的。从行李舱里爬出来，父亲说：“这次可开了洋荤了，黑咕隆冬什么也看不见。”逗的周恩来和大伙都笑了起来。他们下飞机后就坐上张学良派来的汽车进城，这时天已经昏暗下来了，沿街的商店大部分关了门，路上行人很少，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气氛很紧张，好像大战临头似的。

    当时西安城里相当混乱。为了不惊动旁人，进城后他们先在东门地下党的联络站王铁匠的家里休息。因为快要和张学良等会见了，有位同志对周恩来说：“请把胡子修一下吧！”周恩来一直是蓄着胡须的，从保安出发时来不及刮脸就匆匆上路了，到西安要接触各界人士，留着长须不便，周恩来说：“干脆剃了吧！”当时红军生活艰苦，连刮胡刀都没有，王铁匠家里也没有剃刀，周恩来说：“弄把剪刀就行了。”于是找来一把大剪刀，周恩来就对着镜子剪起来，剩下的胡碴子长短不齐，可周恩来倒挺满意。

张学良公馆

    在王铁匠家里休息了一会儿，他们便搬进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张公馆是三幢三层楼，张学良住在中楼，周恩来和父亲住在东楼，蒋介石就关在前面的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里。

中国共产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科长：龙飞虎（1937年）

    安顿下来后，张学良设宴招待周恩来和随行人员。父亲跟随周恩来在刘鼎的陪同下先到中楼会见张学良。张见到周恩来时，格外高兴，他惊奇地问：“你的胡子呢？”周恩来说：“刚刚剪掉了。”张学良惋惜地说：“这么长的胡子，剪掉多可惜！”周恩来说：“我到你们部队来，不整理一下，你们会说哪里来的大胡子！”宾主寒暄之后，就进入宴会厅。张学良首先举杯欢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周恩来举杯转达毛主席、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并祝贺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成功。父亲说，他们这些随员都是些“土包子”，来的路上又饿了两天，在筵席上饭量很大，装饭的碗很小，他们吃得很快，一口一碗，忙坏了一旁服务的勤务兵。周恩来说：“你们这些娃娃，怎么这样吃，人家宴请呵！”父亲那时也不懂规矩说：“红军娃娃不管这些！”周恩来说：“那你们自己装饭吧！”张学良笑着给他敬酒、夹菜，对他们非常热情。张学良问周恩来，这次能不能给派一些红军大学的学生到东北军工作。周恩来说：“我这次就带了几个卫士。”张学良说：“这几个卫士也行。”张学良看着父亲说：“你多大啦？”父亲回答：“二十一岁，是个老红军。”张学良笑了起来，说：“还是儿童团！”大家都笑了起来。父亲入红大学习前已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长期从事侦察工作。后来父亲分到东北军的军纪督察处和特务团协助工作并授予父亲少校军衔。军纪督察处由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任处长，红军方面，罗瑞卿和杜理卿任科长，父亲和邱南章、廖其康任科员，他们可以在西安城内出入任何场所检查，对他们开展工作十分有利。

1937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西安

    宴会后，大家回到东楼休息，父亲和吴志坚随周恩来到客厅外，周恩来进去同张学良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开始长谈。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蒋介石被扣后，开始不愿谈任何问题，现在已允许谈抗日问题了。如果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张学良就送他回南京，仍然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表示赞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方针，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事迹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二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宣布他的罪状，公审他给予处置。但这样将引起大规模的内战，给日寇亡华以可乘之机。蒋介石虽被扣留但他的实力仍然存在，目前，西安和南京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对蒋介石的处置要十分慎重。要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要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我党中央的态度和张学良的方针原则上是一致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父亲随同周恩来返回住处，他仍未休息，继续伏案起草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电报稿拟好后，周恩来又在思考第二天与杨虎城会见的问题。凌晨时分周恩来才去休息。

杨虎城公馆

    17日上午，父亲和吴志坚跟随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到止园拜会了杨虎城。

    在西安这段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非常忙碌，每天早出晚归，每天的睡眠不足四个小时。那几天，西安的形势非常严峻，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把蒋介石杀掉，南京亲日分子指挥的“讨伐”大军逼近潼关，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周恩来整天不是和张学良、杨虎城谈话，就是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谈话，给他们分析当时严重的局势，详细地阐述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蒋介石被关押处：高桂滋公馆

    蒋介石被扣押后，亲日派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在公馆内成立临时办公处，筹划进攻西安的计划，欲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16日，国民党中常委决定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指挥。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指挥，分两路向西安进逼。国民党主战派，利用《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舆论工具，制造“张学良判国”、“犯上作乱”、“蒋介石生命危殆”、“红军占领西安、洗劫全城”等反动舆论和谣言蛊惑民心，同时又封锁西安消息，扣发外国记者报道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和西安事变的真相。

    日本帝国主义在得知西安事变后，十分露骨地希望中国打内战，对何应钦表示公开的支持。日本外相有田公开表示：“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并制造谣言说西安事变是受苏联指使的。

张学良（左）、杨虎城

    张学良、杨虎城为表明西安事变的目的，除公布八项政治主张外，还多次发表谈话，说明发动“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直接给亲英美的孔祥熙、宋美玲发电报，说明对蒋介石只做“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争取他们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对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地方势力，也发出电报说明事变真相，争取同情。针对中央军的“讨伐”，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措施，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主任。设参谋团，参与军事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调集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向西安方向集中，布置东西两面防线，准备抗击中央军的进攻。将延安、甘泉等地交红军接防，并请红军向南推进，准备配合作战。

    国民党中蒋介石的亲属宋子文、孔祥熙、宋美玲是亲英美派的代表，他们和何应钦亲日派的政治背景不同，并看出何应钦暗藏祸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就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力主和平解决。宋美玲就请了蒋介石的顾问，一名叫端纳的澳大利亚人去西安。端纳是新闻记者出身，在中国很多年，以前曾任过张学良的教师和顾问。

西安事变时的端纳（左）、宋美龄（右）

    端纳在14日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此时，周恩来和父亲一行还未达西安。

    周恩来在12月17日与端纳见面会谈。告诉他：我们不想要蒋委员长的命，而是要把他从错误的政策中，从他周围蒙蔽他的人中挽救过来。

    端纳飞回南京后于12月20日同宋子文返回西安。宋子文和张学良见面，张学良向他表示西安三方面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立即通过随同宋子文来陕的郭增恺说服宋子文和他面谈。郭立即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讲述的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即：西安事变中共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的延续，希望宋子文先生权衡。21日，宋美玲、宋子文经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同意飞赴西安谈判。22日他们飞抵西安。

西安事变时期宋子文

    二宋到西安后，立即会见张学良，要求尽速送蒋介石返京。23日，周恩来会见宋美玲，双方进行了长谈。周恩来首先表达了我党和平解决这些事变的主张，并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接着指出自“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要求始终不理睬，现在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宋氏兄妹劝蒋抗日。宋美玲说：“中共既然有诚意，应该在政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24日，周恩来与宋美玲进行了第二次谈话，宋美玲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

    经宋美玲、宋子文的游说，终于使蒋介石同意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决定由二宋出面谈判。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同意，但提出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书面协议，以蒋介石的“领袖人格”作担保。西安方面对此没有表示异议。

西安事变中进行谈判的会议室

    24日上午继续谈判，宋美玲也参加了谈判。宋美玲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动用武力。”她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并对谈及的问题和宋子文明确地承诺。上午谈判基本结束，周恩来对谈判的结果很满意。下午张学良、杨虎城处理内部问题，周恩来继续与宋子文晤谈。宋子文要求中共作他抗日和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到上海与他保持经常的秘密接触。周恩来提出直接和蒋介石见面，经宋子文转达后，约定当晚在蒋的住处会面。

西安事变时周恩来警卫副官：龙飞虎

    当天晚上8时，吴志坚和父亲跟随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引导下，来到高桂滋公馆。他们随员留在蒋介石住所的门外，周恩来单独进屋见蒋介石。蒋介石当时躺在床上，见到周恩来还是显得有些紧张。他勉强欠身而起，请周恩来坐下。周恩来先说：“蒋校长，我们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了。”（蒋介石他的上下假牙在华清池逃跑时丢失了，显得面目苍老，满嘴没牙）蒋叹口气说：“恩来呵，你既然承认是我的部下，你应当服从我的领导。”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服从蒋先生的领导，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接着，周恩来简明地阐述了我党当前的方针：一、为抗日救国，共产党坚持联合国内一切党派军队共同奋斗，组成民族统一战线，互相尊重信任，以谋共同发展；二、共产党目前决无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图，它的政治目标是对外实行抗日，对内争取民主共和制度；三、红军在南京中央政府抗日时愿意服从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其独立系统，中央政府不得任意改编或变更指挥人员；四、抗战时红军可改变名称，在全国民主共和制确定之后，苏维埃可取消，实行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但共产党的组织及信仰不能改变。周恩来明确地说：“所有这些你都知道，你也清楚没有别的路可走。”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藏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