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刘鼎在德国

1945年与夫人易辉在延安

    1974年的一天，一封写着“毛主席亲阅”的信件由工作人员递进了中南海，摆在了毛泽东的书桌上，写信人是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的子女，此时的刘鼎已经因为“历史问题”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6年，信中这样写道毛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希望毛主席过问刘鼎的问题，希望爸爸能早日释放出狱，毛泽东看罢信后批示了一句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凤凰卫视11月29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毛泽东：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郑浩：1974年的一天，一封写着“毛主席亲阅”的信件由工作人员递进了中南海，摆在了毛泽东的书桌上，写信人是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的子女，此时的刘鼎已经因为“历史问题”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6年，信中这样写道：毛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希望毛主席过问刘鼎的问题，希望爸爸能早日释放出狱，毛泽东看罢信后批示了一句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解说：1975年2月，73岁的刘鼎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他从狱中带出了20多万字的技术总结与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兵工的新技术、新工艺，而这20多万字的手稿，大多都是刘鼎在狱中用牙齿咬出铅笔芯，在各种碎纸片上写出来的。
刘文山（刘鼎之子）：因为秦城那块好像附近有飞机场，他说我能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我爸这人什么时候都在想着他自己的事业，想着他的飞机，他说频率提高了就是飞机的转速提高了，发动机转速提高了、声音大了，就是说马力提高了，他马上就能听得到。

    解说：此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刘鼎虽然被释放出狱，但他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得到解决，在对他的结论中始终存在“1935年投敌叛变”这样一条罪状，而所谓的“投敌叛变”还要从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说起。1933年春，化装成商人准备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刘鼎途径闽浙赣苏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方志敏听说刘鼎曾在苏联和德国留学，学习过军事制造和机电技术，对他十分欣赏，希望将他留下。

    刘文石（刘鼎之子）：主要的就是想让他解决军火的问题，因为这个反围剿中这个敌人的碉堡咱们这个红军对付不了，就是轻武器没有办法打这个碉堡。

    李滔（刘鼎秘书）：因为没有空军、没有大炮，没办法，这个你只能靠战士抱着炸药包去炸，可是那样的话十个有八九个都会牺牲的。

    解说：方志敏对刘鼎说你还见过炮，其他同志连见都没见过，只能你来造，然而此时红军的兵工厂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处处茅棚，环境艰苦、设备简陋，只有一台手摇的5尺车床，没有任何机器设备，基本上全靠手工操作，有时进行试验还会有生命危险。

    刘文石：造炮这一句话好说，但是当时的条件太艰苦，这个炮和炮弹的话要实验，都是从零开始，很多都是代用品，所以就是光是炸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可能就会爆炸，大炸小炸都有可能的，因为你要实验必须炸你才能成功。

    解说：一天，刘鼎正在拆卸哑弹上的雷管时“轰”的一声，刘鼎身后的炮弹爆炸了，刘鼎的腿被炸伤，弹片嵌进了肉里。

    刘文山：没麻药怎么办啊，那只能嘴里头含着个棍子，旁边人把着点手，别这个一开刀的时候、动手术的时候一挣巴不行了，是吧。

    解说：由于刘鼎曾读过苏联的《迫击炮学》，对于迫击炮的原理、构造和性能略知一二，他带领几名老工人亲自画图设计，利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车床和简易工具，经过几个月的摸索试验，终于造出了三门35毫米口径的小迫击炮。

    刘文石：炮弹做出来了也没人会用这个炮，结果就是我爸还要培养培训他们组织一个炮兵小队，培训他们这个炮兵小队来打敌人的碉堡，结果第一次就很成功，就是从碉堡那个抢眼里边就打进去了，这个碉堡就解决了，所以这样作为反围剿才有了比较先进的武器。

    解说：虽然刘鼎造出了红军历史上的第一门炮，然而与国民党军队巨大的实力差距仍然摆在红军领导人的面前。
    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共中央做出长征的决定，中央红军撤走远去，闽浙赣苏区的形势更加险恶，苏区中心葛源于11月下旬失陷，在方志敏的率领下红十军团仍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继续向皖南地区挺进，牵制东南方面敌军掩护中央红军西进，刘鼎带领一小队民兵在仙霞岭一代辗转游击继续作战，然而随着兵力和弹药补给越来越困难，1935年1月，方志敏战败被俘，四个多月后刘鼎也在一次搜山后被俘。

    刘文石：被捕以后就是你说你是干什么的，我爸就说我只是一个技工，我是干活的，就想减轻对他的看管，说你技工你会干什么，我们的汽车坏了你会修吗？我们这个收音机不行了你会修吗？我会修，结果收音机也给他修响了，汽车也给修好了，所以就赢得了敌人的信任，就放松了对他的看管，所以就经常有条件，修车修好了出去试一试，头一次监管都看着很严，逐渐你过几次就不那么严了，最后能派他出去买菜，所以利用这种机会他就逃脱就跑了。

    解说：1935年秋天，刘鼎只身从国民党的俘虏营中逃出来到了上海，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帮助下刘鼎躲进了宋庆龄家中，1936年3月，共产党员董健吾找到了刘鼎，他告诉刘鼎张学良对联共颇感兴趣，希望请一位共产党员到西安去留在他身边工作，宋庆龄推荐了刘鼎，但是刘鼎在去与不去之间犹豫万分。

    刘文山：当时我父亲是从江西那个俘虏营里逃出来的，自己本身就是通缉犯，还去做这个剿共司令的工作去当说客去，这不是自己往虎嘴里送食嘛。我父亲有一种想法，就算是往虎口里头送食哪怕是虎口拔牙，我也应该去冒这个险去试一试，等于是国难当头，日寇侵略咱们国家，匹夫都有责任，何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呢。

    解说：3月下旬的一天刘鼎从上海乘车前往西安，临行前史沫莱特将搞到的一大瓶乙醚交给刘鼎，托他将这瓶药送给红军伤员治伤。

    情景再现

    张学良：刘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刘鼎：张先生请讲。

    张学良：你们共产党人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可你们知不知道我张某人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国决不可落后于人。

    刘鼎：先生国恨家仇系于一身，当然不甘心丢掉家乡东北，明白人肯定都会理解先生的苦衷，使先生蒙羞的不是别人，唯独于蒋介石先生的不抵抗政策。

    张学良：先生的谈话倒是很坦诚，你是我请来的客人今天就住在我这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咱们慢慢说。

    刘文石：在去之前我爸爸也做了功课，就是了解张学良的情况，了解他去到意大利，又东北军这个跟红军在陕北作战的情况都做了大量的了解，张学良典型的军人，很直爽、很豪爽，所以就是跟他谈话不是见面就随便谈的，都是有的放矢的，所以说就能够打动张学良的心。

    解说：几天之后，张学良偕同刘鼎飞往陕北洛川，张学良此次到洛川对外号称“督师剿共”，实则确是为了摆脱西安的“耳目”与琐事，在洛川张学良把刘鼎待为上宾，大到国家前途抗日战略，小到恋爱婚姻生活轶事都无所不谈，而刘鼎也时而为张学良解答他有关中共的一切疑问，多年以后刘鼎还对当时的谈话记忆犹深，张学良问共产党人搞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为什么今天还要爱国、还要抗日，是不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刘鼎说，共产党人不仅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没有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就没有工人阶级和劳动民众的翻身解放，张学良听了深以为然。

    刘文石：一谈就是十几天就不间断地，就是说这一顿饭撤下来下一顿饭又上来，就这么谈，谈了十几天，因为当时我父亲讲话的水平比较高，张学良就猜可能是王稼祥，说这个你不管你叫什么名字都是编的名字，他认为是高级领导。

    解说：刘鼎与张学良在洛川长谈期间，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送来一封密电，密电是以毛泽东、彭德怀名义致张学良的电报，电文中与张学良约定在肤施举行会谈，共商救国大计，4月9日傍晚刘鼎随张学良从洛川飞往肤施，在那里他即将见到自己30年代在上海特科工作时的领导周恩来。刘鼎1902年1月8日生于四川南溪，1924年赴德国学习机械制造，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刘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工程，毕业后留校任教兼当翻译，1929年刘鼎奉调回国进入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

    刘文山：他说有一次我们要去执行任务没有枪，我知道有一个警察经常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巡逻，傍晚的时候我就拿着笤埽疙瘩，我爸爸自己拿着笤埽疙瘩协同两个同事一块儿，在黑暗的地方憋住了一个警察，拿着笤埽疙瘩照着后腰一顶说不许动，你举起手来，少啰嗦，敢出声就打死你，警察马上就把手举起来了，说好说，咱们有什么事好说，这时候他刚刚把手举起来我爸就把他枪就卸掉了，我说你是不是要杀这个人？他说不杀他，不杀他，只是为了借他的枪用一用，后来马上就说你也别报告去，你报告没有什么你好处，只不过借你的家伙用一用，明天这时候你过来我给你，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他呢？就让他不要声张，不让他出什么事情，下回我们仍然是，仍然可以做这方面的交易。

    解说：1931年，由于原中央特克负责人顾顺章变节，中共地下组织损失惨重，几个月后刘鼎也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为了保护前来与他接头的人而被捕，一天在监狱中，顾顺章出现在了刘鼎面前。

    唐雷（刘鼎儿媳）：就跟刘鼎说，说你看你这也被抓了，说你就赶紧的把这个地下组织就都交代清楚吧，留条命吧，后来刘鼎就很机智，他就分析顾顺章并不了解他的这个工作情况，所以就对这个顾顺章说，说你看你是我们的头儿，你都被抓了，我们还有什么事好干，说我天天都在家里呆着，哪儿也不去，说是这个什么也没干，这顾顺章因为已经给国民党吹了牛了说他是那个地下特科的最高领导，他能就是所有的情况他都了解，所以刘鼎一说这个话他非常得意，他就跟这个监狱的这些头子吧就说了他没问题，我替他打保票。

    解说：刘鼎被捕后，中央特科便开始着手营救措施，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曾派人借探监之名通知刘鼎，你可争取早日出狱，在不妨害党的威望和利益的条件下尽可能设法应付。

    刘文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我父亲，说你在监狱里头可以如果能写个什么自首书就能放出来的话那么就可以写，党也没有什么损失，你也没供出哪个同志，就说我答应不为共产党做事了，以后不干了。

    解说：刘鼎假意自首，这才获释出狱，然而此段经历在文革中亦成了刘鼎的历史问题之一。  会谈在只有张学良、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王以哲五个人的情况下展开，双方商定会谈的内容包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中共方面原本估计双方可能会在协商中出现争议，所以准备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却表示全部同意，具体问题上张亦大方主动，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料。

    刘文石：就是说毛主席说了这个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功在哪儿，重要的决策就是张学良，而那个启发张学良起了这个重要决定的思想转变是我父亲刘鼎。

    解说：会谈后刘鼎从他的手提箱里拿出了一个大瓶子，对周恩来说这是一瓶乙醚，是在上海的史沫特莱送给红军的。

    刘文石：交给总理的时候总理还批评我爸，你把这瓶麻药带到了张学良的飞机上这个非常不安全，但是同时又表扬我爸这瓶麻药对红军又非常重要，因为医疗条件有限没有麻药就忍着做手术。

    解说：刘鼎还和李克农约定了两套电报密码，以备单日和双日交替使用，并且约定电报涉及的重要人物都用代号，周恩来是A555，毛泽东是A666，张学良是A777，蒋介石代号则是大老板。5月3日，刘鼎和张学良一同乘飞机飞回西安。

    刘文石：只有起飞降落的时候用飞行员驾驶，因为那个是最需要技术的时候，飞到天上去了都是张学良开，他起来以后说刘先生你会开飞机吗？你也来开，正好我爸在苏联也学过这些驾驶，驾驶汽车、坦克、飞机，所以就是张学良开一段，我爸开一段，所以他们俩在天上玩得挺开心。

    解说：抵达西安的当天刘鼎住进了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成为了这位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座上客。1936年5月，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收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电报中写道：“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重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我想她如此徘徊，究竟应如何应付，顶好找那算八字算得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这封奇怪电报的发信人正是深得张学良信任的刘鼎，信中的，她，暗指张学良。刘鼎发现此时的张学良在反蒋问题上心理矛盾、犹豫不决，所以建议中共方面能够派人再来与他谈一谈，由于周恩来留得胡子很长，李克农带深度近视眼镜，所以信中所提的胡子和瞎子即是周恩来和李克农。

    刘文石：这都是东北军的情况，张学良的情况，为什么密电呢？就是又怕这个国民党截获对张学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所以就都是暗语。

    解说：1936年4月到5月一个月间，刘鼎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四封类似的电报，电文中详细汇报了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以及他从张学良处得知的重要消息，并且还说他发现张有不小的计划。然而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资料中却得不到任何张学良曾与刘鼎事先商量过捉蒋的信息。更有西安事变研究者认为，对于西安城里紧锣密鼓的秘密酝酿着的军事政变活动刘鼎几乎毫无察觉，那么为什么张学良不将这一行动的设想通知刘鼎，与之相商，在事变发生前的几天时间里张学良一次也没有找过刘鼎，刘鼎虽仍有四五封电报给中共中央，但全都是间接得到的一般情报。  刘文石：就是说当时抓蒋我父亲不知道，他（张学良）也怕我父亲知道，因为我父亲知道马上就向中央汇报，他怕因为他干这件事他先斩后奏，就先干完了才告诉我爸，我爸才通知才发电报给中央。

    解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兵谏之前张学良除与杨虎城商议外并未透露任何消息给中共，直至部署全部妥当张学良才将决定告诉刘鼎，并要刘鼎立刻给中共发电，请中共准备配合，事后刘鼎回忆说，此前张学良担心发出这样的电报被破译，所以在行动开始后才通报，12日凌晨5时刘鼎向中共中央发电，电称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

    刘文石：因为当时一炸（国民党飞机向西安城扔炸弹）都停电，西安城停电，赶紧又去买电池，买了电池，因为当时的那些那个电台都是电子管工作的。

    解说：事变当天，第一封通报事变的电报经由刘鼎之手，由西安发向了中共中央。12月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判，中共方面则由周恩来以第三方调停者的身份出席，24日蒋介石口头答应了，张学良提出的中央军撤出西北召开国民大会，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要求，一天之后在没有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张学良登上了送蒋回南京的飞机，也踏上了被软禁半生的道路，张学良和刘鼎这对至交好友从此一别，再未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