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发出这封信的翌日，又从洛川再次发出一封信，也是他在追随张学良返回西安之前给中央写的最后一封密信。刘鼎在这封信中说：

    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是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现在已经变到这样，所谓舍不得旧，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她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一方面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不过她自己已经觉到了少许，恐事不由人愿。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骗”是痴人做梦，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徘徊是损失。

    她……拟于最近的将来送我到省城她家中住。

    我想她如此徘徊，究竟应如何应付，顶好找那算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不过她现在为了这矛盾连八字先生都有些难见，终于她是想算一算，这问题留后决吧。

    将来我母亲见她时，以至于同居时，我想母亲也会喜欢她。她的好处还不止于某些人所言传而已。她并且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

    刘鼎的第四封信仍像第一次写信时那样，语言多隐晦难懂。他仍然担心此信在传送途中发生意外的丢失，所以还是以家中人、家中事的书写方法，尽量把这封重要的情报信变成一封在外人眼里纯属私人的家书。这样刘鼎便将张学良故意写成了“她”。不过刘鼎报告的却是张学良让人忧虑的新变化。

    刘鼎回到洛川后的第一封信，是以欣喜的语气来描述肤施会晤后张氏恨不得马上高举抗日义旗的言行，然而事情仅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亢奋过后又出现了让刘鼎堪忧的徘徊。这就是此信中首次出现的“歧路”和张学良“恋新又舍不得旧”等语的来由。张氏“恋新”当然系指与中共的联合已初见成效；“舍不得旧”则是指张在决定自己作出惊天之举之后，无疑他将要面临和蒋介石分道扬镳的严峻现实。不过，张学良纵有一腔抗日的热血，但他毕竟和蒋介石是有着契兄契弟的前缘，轻易忘掉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鼎虽然承认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抗日这一原则问题上，思想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但是他仍然表示：“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刘鼎在密信中还分析了张的复杂心境，他认为张学良不会马上与蒋决裂的主因，是张学良“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这里所说的“钱财”，可理解为张氏想从南京索要到最后一笔东北军的军饷，以此来应付重大的军事嬗变。

    尽管张学良仍然处于彷徨的状态，不过刘鼎坚定地认为，“她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当年11月张学良很可能举事，此乃刘鼎回到洛川面见张学良后便有的直观判断。直至后来果有西安事变之发生，更加证明刘鼎当时的分析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信的末尾，刘鼎对张学良“不私有”、“大且伟矣”的高度评价也是十分准确的！

    五、1936年5月以后，刘鼎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开展了帮助张学良建立军官训练团、开办学兵队、建立军中同志会、创办《文化周刊》、促进东北军与红军合作以及劝说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6年5月上旬，刘鼎回到西安以后，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开展了帮助张学良建立军官训练团、开办学兵队、建立军中同志会、创办《文化周刊》、促进东北军与红军合作、劝说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为陕甘宁苏区建立交通线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做好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工作，刘鼎深入东北军官兵中谈心交心，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深入调查了解东北军的历史和现状。根据党中央对东北军“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真正的爱国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的方针，大胆细致地展开工作。

    帮助张学良建立军官训练团。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张学良决定举办军官训练团，旨在提高军政素质，为抗日做准备。在筹办过程中，张学良就训练内容等征求刘鼎的意见，刘鼎诚恳地对张学良说：“训练团应以政治教育为主，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结合学习中外各国的革命经验；以军事训练为辅，着重学习部队组织管理，也要学习游击战术；训练团内部要实行官兵平等，严格纪律。”张学良采纳了刘鼎的这些意见，并亲自担任军官训练团团长，住在团部驻地王曲镇附近的太师洞。张学良常给学员讲课，还参加学员讨论会，与学员同桌吃饭，同唱救亡歌曲„„ 第一期训练班开学后的第5天，张学良对学员作了《中国出路惟有抗日》的演讲，公开表明了东北军抗日的决心。

    建议开办学兵队。为充实东北军抗日新生力量，刘鼎向张学良建议吸收抗日青年充实东北军。刘鼎将开办学兵队的方案及招生事宜报告党中央后，中央责成北方局负责招生事宜。不久，大批“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北平的进步师生来到西安。第一期400多名生气勃勃的爱国青年，进入由营长孙铭九兼队长、刘鼎负责政治工作的学兵队学习。西安事变后，学兵队中的不少学员转到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

    建立军中同志会。为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刘鼎还通过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建立起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刘鼎拟制了章程，经讨论修改后进行秘密宣传和筹备，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15名志愿入会者于9月初正式成立抗日同志会。西安事变前夕，抗日同志会在军中发展会员70多人，形成核心骨干。

    创办《文化周刊》。为宣传抗日，张学良托刘鼎物色编辑人员创办《文化周刊》。恰逢上海左翼作家吴奚如来到西安，刘鼎征得周恩来同意，把吴奚如举荐给张学良作《文化周刊》编辑。刊物很快就成为西北地区的畅销读物，而且加强了在东北军中的抗日宣传力度，倍受张学良赞赏。

    促进东北军与红军合作。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结束时，曾私人赠送两万银元给周恩来以帮助困难中的红军。事后觉得自己太小气，又送去20万元法币。当年10月，当他得知边区经济困难，张学良又拨款5万元交由宋庆龄转给苏区。11月，前来与张学良会谈的叶剑英返回苏区时，张学良又送了10万元。叶剑英高兴地说：“将军真是雪中送炭啊！”红军二、四方面军转移来到陇东缺少冬衣，张学良专门为红军赶制了1万套棉衣送来。张学良和东北军对苏区和红军的接济，刘鼎从中斡旋，做了不少工作。

    劝说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1936年7月初的一天，住在军官训练团驻地王曲太师洞的张学良突然用电话把刘鼎请去，心绪烦乱地对刘说：“我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我想了好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是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贵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报告，我立即用飞机送你到延安，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尽快告诉我结果。”刘鼎一时摸不着头脑，问张究竟怎么回事？张学良说：“这几天我翻来覆去地考虑，现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蝎还毒的中央军，在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块。倒不如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这样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毛泽东先生素未谋面，但和周恩来先生谈过，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可为。”张又说：“劝蒋团结抗日的事，原来我想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阴险毒辣，跟着他难得好果子吃。还不如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干上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将更有力。”刘鼎虽然知道张学良不满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削弱，但并没有料到张学良会忽然提出和蒋分手，因而不免感到突兀。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他只能如实向中共中央报告。7月5日，刘鼎乘坐张学良亲自驾驶的飞机到达延安，然后步行80里前往安塞。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已在那里等候。原来中共中央接到刘鼎电报时，以为张学良要有什么重大举动，所以在保安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一起来到安塞。毛泽东在听取了刘鼎的汇报后，讲了如下一段话：“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张学良敢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浓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分化，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与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多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的重心在逼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要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毛泽东还单独找刘鼎谈话，指示他说：“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是像在上海那样工作，收集点情报，而且要做张学良本人的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要怕年轻，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呀！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 刘鼎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转达给张学良，张学良接受了这些意见。

    为陕甘宁苏区建立交通线。刘鼎利用自己在西安、在东北军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建立起由西安至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刘鼎设法购置了一辆大轿车，把张学良援助红军的物资和为苏区采购的药品以及医疗器械等源源不断运送到苏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叶剑英、潘汉年、邓发等，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等，都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平安地进出苏区的。刘鼎还在西安租下七贤庄一号，建立起中共交通站。为掩人耳目，他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作医师，由邓中夏的夫人夏明以护士的名义开设牙科诊疗所，以诊疗所名义接受由史沫特莱等人在上海购买的大批药械，安全运抵苏区。刘鼎还根据周恩来“你去后和中央的联系要勤”的嘱咐，将李克农给的电台带回，并调来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涂作潮，让他在诊疗所地下室安装了大功率电台。电台可将中央在保安发布的消息转播到全国各地，甚至覆盖苏联远东以及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和南亚地区。这个诊疗所的开设，为后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六、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让刘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并派刘鼎代表他前往延安迎接周恩来一行。在协助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既要代为张学良起草有关文电，又要为中共代表团拍发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

    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在杨虎城新城大楼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临潼捉蒋的军事行动后，回到张公馆已是12日凌晨了。张学良立即派人把刘鼎叫来，郑重地把捉蒋的决定告诉他，要他马上电告中共中央。

    12月12日凌晨2时许，刘鼎用设在张学良公馆的电台，向党中央发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的第一份电报。

    当张学良卫队营孙铭九营长率兵冲进华清池，在骊山捉到蒋介石后，张学良让刘鼎再次代表他拟写了致中共中央的邀请电。电云：“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电文当即由刘鼎发往陕北。

    应张学良之邀，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一行于12月17日由延安启程赶赴西安，张学良委托刘鼎乘他的专机代表他前往延安迎接。在飞机上，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事变发生以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南京宋美龄派端纳来探查、斡旋的情况，东北军、西北军内部杀蒋、放蒋两派的争执，张学良、杨虎城盼望中共来人协助处理事变的焦急心情等。这些重要情况，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中共代表团。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既要当好代表，又要担负联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等艰巨、繁重的工作；既要代为张学良起草有关文电，又要为中共代表团拍发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的电报。为协助周恩来善始善终地处理好有关事宜，他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对蒋介石摒弃前嫌，对西安事变坚持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
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内部矛盾急剧恶化。1937年2月2日晨，东北军内主战的少壮派杀害了主和的元老派将领王以哲。周恩来闻讯立即同刘鼎到王以哲家中吊唁，王以哲的家属及东北军将士深受感动，从而消除了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误解。

    2月3日，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遇害，自动撤出对中央军的防御阵地而开回临潼，声言“誓为王以哲军长报仇！”为避免东北军内部的互相残杀，刘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前往该部，采取果断措施，将孙铭九等九人送往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驻地保护起来。

    1937年3月，刘鼎回到延安。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到，“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