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登如皋蒋文祥之文章

    《张学良的人际世界》系列之——张学良与中共要人
    台前幕后皆英雄——张学良与刘鼎

    如果我们把张学良比作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台前英雄，那么，中共常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可以算是这幕历史剧的幕后英雄。

    一、（略）

    二、1936年3月21日，张学良与刘鼎首次见面，便向刘鼎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第二天，刘鼎对张所提三个问题的入情入理的精辟分析，令张学良不由得衷心佩服：“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
1936年3月21日，刘鼎在赵毅引领下，来到玄风桥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与张学良见面。肃立门前迎候的张学良立刻上前，紧紧握住刘鼎的手说：“刘先生，一路上辛苦了，请！”刘鼎爽快地回答：“感谢将军派人专程接我。能与将军见面，十分荣幸！”说完，与张学良并肩走进客厅。

    落座后，待副官、侍卫退下，张学良彬彬有礼地说：“刘先生到来，我代表东北军全体将士热烈欢迎！”刘鼎微笑着对张学良说：“将军对中共和红军有什么意见？请讲，我如实向中共中央汇报。”

    张学良语气凝重地说：“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请教。”他似乎要拉开架势测试测试这位新来的中共代表的水平。张学良呷了口茶，将茶杯重重地放在茶几上，说：“我张某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国决不后人！可是，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是卖国投降。” 张学良伸出两根指头愤愤地说：“第二，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么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刘鼎耐心地听下去，没有插话。张学良犀利的目光盯着始终微笑的刘鼎，似乎很委屈地继续说：“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样的厉害？”

    刘鼎彬彬有礼地说：“将军所提三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明天回答你，好吗？”张学良就坡下驴、顺势下台阶，缓缓地说：“好，明天听听刘先生的高见。”

    第二天，刘鼎如约来到张公馆，张学良早已在此恭候。两人相对坐下，刘鼎单刀直入地说：“将军昨天提出的三个问题，我先概要地回答。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讨论。”“好，请讲。”张学良做好洗耳恭听的姿态。

    “将军身为党国要员，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从‘九一八事变’起你就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全东北。你作为东北军最高司令官，怎么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国共产党怎么能置身事外？！”张学良沉浸在深深的反省中。

    刘鼎继续说：“中东路事件，首由东北当局挑起，继而派兵进攻苏联领土，同时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苏联红军自卫反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对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张学良没有申辩。

    刘鼎喝了口茶，向张学良靠了靠说：“东北军在蒋介石指令下，先在鄂豫皖、后在陕甘宁为蒋介石卖命，‘围剿’红军，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两相比较，孰轻孰重？到底谁厉害？将军心里是有数的。”停了停，刘鼎尖锐地指出：“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在陕北前线与红军作战，是借刀杀人！使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渔人得利——以达到削弱东北军，排斥和消灭红军，破坏抗日之目的。”刘鼎入情入理的精辟分析，令张学良口服心服。

    最后，刘鼎语重心长地说：“东北军要实现‘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的夙愿，惟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这样做才可以洗去将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才不负三千万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才是明智之举！到那时，抗战成功，将军必定名列史册首页也。”

    对眼前这位共产党人的胆略和见地，张学良不由得衷心佩服：“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

    刘鼎朗声大笑：“将军过奖了！既然同意我的看法，可否送我去苏区？”“刘先生，我们先到洛川住几天，再送你去，行吗？我还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和你谈呢！”看着刘鼎疑惑不解的样子，张学良向他解释说：“本月初，我与李克农会谈时约定，不久将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到时候你不就和周恩来见面了吗？”说完，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
当天下午，张学良偕刘鼎同机飞抵洛川。洛川，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军部驻扎所在地。在洛川，张学良设有临时行辕。

    三、1936年3月下旬，在洛川，张学良与刘鼎朝夕相处，畅所欲言。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与周恩来、李克农举行延安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见面握手时说：“我这里有位共产党代表刘鼎先生！”

    1936年3月下旬，在洛川，暂时摆脱了外界干扰的张学良，与刘鼎朝夕相处。他们促膝而谈，畅所欲言。从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话题谈起，毫无拘束，也无顾虑。刘鼎向张学良介绍了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情况。张学良也向刘鼎谈到东北沦陷和南京政府的内部分歧、欧洲的女权运动等情况。他们还谈及各自的经历、恋爱、婚姻、家庭„„ 越谈，他们心地越坦诚；越谈，他们兴致越浓厚。

    从谈话中，张学良了解到刘鼎的部分人生经历，知道他曾经在德国柏林和苏联莫斯科留学，是阅历丰富的饱学之士，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共产党人中的佼佼者。刘鼎也深知张学良并非一介武夫和花花公子，他读过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党史等马列著作。在交谈中，刘鼎总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效果，解除张学良思想上的困惑与疑虑，促成他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最后抉择，为他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奠定思想基础。通过交谈，张学良对刘鼎更加信赖、尊敬和钦佩。他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介绍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张学良还对随伺左右、接受培养考察的两个师长说：“刘先生有教养，知识渊博，胸怀宽广，要多向他学习。”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偕王以哲、刘鼎飞抵延安。当晚，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便与周恩来、李克农举行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见面握手时说：“我这里有位共产党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不由得一愣，见面却哈哈大笑说：“原来是你，起了这个名字。想不到在这里见面啊！”刘鼎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和兴奋使他说不出一句话来。

    晚上18时，会谈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小楼里举行，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会谈就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派代表、通商合作、培训干部等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刘鼎，作为双方的会谈代表为这次会谈取得成功而十分兴奋；作为失散离队的党员为能与中央领导人久别重逢重新归队而感到欢欣鼓舞。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对刘鼎说：“会谈出人意料的好，这是你对张学良做工作的功劳啊！”周恩来托刘鼎转交致张学良的答谢信。信中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读到此处，情不自禁地对刘鼎说：“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我想的要好得多！周先生是这样的好朋友，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除了我许多疑虑，要是能早日见到他该多好哇！”

    4月10日下午，刘鼎随周恩来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4月13日，中央政治局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正式代表，具体负责中央与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沟通联络，继续做好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工作。

    行前，周恩来对刘鼎说：“中央这次正式派你去当代表，这对我们党和军队都很重要。你与张学良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这种关系。要真诚地帮助张学良培养干部，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你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临走，周恩来还特别吩咐刘鼎：“你去后和中央的联系一定要勤。”刘鼎坚定地表示：“请党中央放心，我一定做好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联共抗日的工作。”

    四、1936年4月下旬，刘鼎在洛川期间，根据周恩来“和中央的联系一定要勤”的指示，接连给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发去四封密信，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向中央报告。

    1936年4月26日，刘鼎从瓦窑堡回到洛川的当晚，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周恩来给张的信中着重提到：“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刘鼎重新回到张学良身边，张学良格外高兴和热情。他说：“我估计你会回来的。好哇，你不再是客人了，就是我的助手，这要感谢周先生呀！”张学良拉过刘鼎并肩坐下说：“你名义上是李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副官。你要多多帮助我！”这以后，刘鼎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副官，以“刘秘书”的公开名义在东北军开展活动。

    当天晚上，两人随即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就在这次长谈的第二天，刘鼎给陕北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即密信中所称的“浓可”）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即密信中的“伯父大人”）写了第一封密信。他在信中写道：

    浓可并伯父大人钧鉴：

    事情出乎意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

    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工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开始用“爱国”“抗日”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

    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其余有亲戚开店的事，当然也让他们开了。杨先生出门读书，限于时间，现在彼地还没有回信，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他只等我的信吧。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我送给你吧，烟枪要你自己设法，等老头儿自己出一次，有希望要一根新的（晋货），老头儿也要这套家伙呢。一个即可，训练团两星期后开学，将公开以抗日为精神，大约办几届。二十九日，大老板将派人马来陕，老头儿将拒绝之。

    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地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

    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如何训练这些个团；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成策划吧。

    弟择生上言 1936年4月27日

    从刘鼎这封多用隐语写成、让人难以一眼看懂的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跃跃欲试的抗日激情。刘鼎在密信中以“老头子”为代号暗示张学良，以“我们家”来暗喻整个东北军。“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刘鼎的意思是，此前他和许多人一样，都关心张学良是否会有立竿见影的抗日行动，而刘鼎从瓦窑堡回到洛川以后，26日夜里与张学良的一席谈话，让他顿时感到振奋。因为张学良急于和中共联合并有一个“不小的计划”，在刘鼎看来这不仅是“事情出乎意外”，而且张学良即将实施的“计划”，至少在刘鼎看来是“一日千里”的剧变。

    至于张学良的“计划”，刘鼎将它形象化地加以比喻，他称张氏的“计划”为“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刘鼎用一幢“房子”来暗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不可不称其奇妙。而他称张学良要把“靠他住的这边”的“大房屋的一角”完全拿过来，显然系指张学良要把陕北地区彻底变成民主抗日的阵营或根据地。说到“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是指东北军中的骨干分子，不要忘记那时张学良为了积蓄抗日的实力，正在距西安不远的地方——长安县王曲镇，紧张地训练着东北军内部的精悍力量。

    为了让中央更加理解张学良，刘鼎在第一封密信发出两天后，在洛川再次通过秘密渠道寄出了第二封信。刘鼎说：

    病是很重的，已经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枝节，陷入不浅。

    这枝节之病，医生说可即到制止，彼前来诊知。

    此间我当然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一般来说，他总算有心望好，他一方面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同时，他也不愿□□□□有皇地的生急。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做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

    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

    我已提出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为机警计，安得不有所准备以应付明日之遭遇吗？我提出姑且先以一月为期，一方面保持旧病状态，不使加剧；另一方面把一切后事之准备赶紧地先告一段落；如此，才进可以不畏一切，不进也可再作深切之筹备。彼不以为然，不过，唯一月之期，伊则尚未敢定，而加速一切动作已成议。

    刘鼎信中所说“病是很重的”，应指当时东北军内部越来越紧张的政治形势。而称“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枝节，陷入不浅”，可以肯定刘鼎对西安军事的紧张形势已有所了解，并非来自于张学良，而“来人”很可能是东北军方面的中共地下党人。刘鼎所说的“枝节之病”并且“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甚至“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这种来自东北军中下层官兵的极端厌战情绪，已非张学良所能控制。所以刘鼎认为如果这种“枝节之病”不能早日医治，很可能会坏了大事。

    面对东北军部分人的急躁厌战情绪，刘鼎准备“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他认为张学良对这种不安定的军内状况“总算有心望好”，这是因为张学良“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也就是因“九一八”事变逃亡关内的东北军旧部将士，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就盲目地杀回东北去。这就是刘鼎暗喻的“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当时“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更为重要的是，张学良“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刘鼎的这封密信既向中央报告了东北军当时的形势，同时也分析了张学良在动荡的东北军中可能采取的应急手段。应该说刘鼎这封信是他长期观察和了解东北军后才作出的理智判断。

    刘鼎说：“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应该说，这是张学良对中共的一次郑重表态，也是他和周恩来延安会谈后对一个重要“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而张氏所谓的“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恰好与历史上将要发生的西安事变时间极相接近。不能不说刘鼎已经在事前获悉了张学良“要干就干到底”的“计划”！只是他当时还无法了解这一“计划”的详细内容。

    刘鼎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明，他对张学良延安会谈后的急剧变化感到是“一日千里”的速度，简直让他无法想象。这次张氏又提出“半年工夫”“大事可济”，刘鼎仍然感到“时间太危急了”。

    1936年5月1日，刘鼎在洛川接到陕北来信后，当日又化名“择生”，写了一封密信，寄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在信中写道：

    你三十日来信，关大五台事，顶糟了，看不明白。如果你不懂得大五台，双台何意，请问王先生，他同我约的名目，八月公开。

    CSR有人说听不见，大概同大的一个毛病，也须得要他们麻烦一下，多搬运番吧。少坤不管他人事，大概另行找一找新闻而已，我想他数目，内可开开。

    孙明哲的老弟（十八九岁），初中将毕业，想到我家来读书，我答应以或送到我家或送到孩子处（M）均可，你以为如何？

    无生好像一个混蛋皇帝，被一个何凤□他的狗熊，他做了傀儡，何先生大出其风头，原来的一般文化学士大受其贬责，损失还不小。我看，他吃不开。他时常大吹牛，自称当部长、中委，事情弄僵了，他反而说反动的太多了。

    刘鼎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多为暗语。所谓“大五台”和“双台”，均系东北军与中共新设电台代号。“王先生”为时任中共中央机要机关的负责人王铮，刘鼎在延安期间，曾就东北军设立秘密电台事，与王铮有过具体的商洽，并且商定所有电台呼号等，需要在当年8月才能使用。而“大五台”则为东北军的电台，当时为王以哲部所辖，中共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一般要通过“大五台”，然后再转张学良亲阅。至于信中所说的“CSR”，应为中共中央宣传机构和红军传媒的代称，“孙明哲的老弟”，应为东北军将领的子弟，希望投奔抗日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学校继续读书。至于信下面所说的事情，似乎与张学良及东北军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