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我在空军后勤部队服役，一天首长交给我一项政治任务，为空后副政委周彬将军整理长征四渡赤水回忆录。当我接受这个任务时，心里直打鼓：“凭着我的能力能写好长征回忆录吗？如写不好怎么能向组织交待呀？又怎么对得起首长和那些长征的老红军？！”首长安慰了我几句。但是我转头一想：“这正是我学习红军长征精神的好机会，我一定要做好！”

    于是，我来到北京南池子大街老红军的家中。开国少将周彬是江西兴国人。他个头不高，双眼炯炯有神，脸上泛着红润，说话很有力，一招一式表现出军人特有的风度。长征时是红三军团13团的连指导员，在攻打乐安的战斗中，他的脚受了伤，治好留下了残疾。他拖着残腿走完万里长征之路。首长将我引进屋子里坐下，只见他的桌子上摆满了材料纸和书，“小罗，你看这是我写的四渡赤水的东西，你给整理整理。”我双手接过来稿子一看，材料纸上全是用铅笔写的，字写得很大，一笔一划的，写得很认真，有的纸上还画有简单的示意图，标着地名，划着行军路线。“小罗呀。我从小没有读书写不好，有点文化都是在行军路上学的，一想起长征我就睡不着觉，想起一点我就用笔记下一点，你来就好了，我只动口就不动手了。”

    周彬将军面前放着一幅大地图。他用边用红铅笔指点着地图边讲解：“四渡赤水战役并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毛主席根据敌情变化，灵活机动的调整战略部署，出奇制胜的结果”。

    要说四渡赤水，就要了解红军为什么要到贵州。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的战略目标是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湖南军阀也部署30多万的重兵，准备消灭红军。在湖南通道县毛泽东建议取消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到了黎平中央政治局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到放弃既定方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红军成功突破乌江，占领遵义。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将兵分三路，向川南进军，经土城、赤水，再从宜宾、泸州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而此时的蒋介石调集各路四川贵州湖南军阀和中央军，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彻底解决心头之患。

    周彬用红铅笔在“土城”画了个三角形说，位于赤水河中游的土城，是北出贵州，进入四川的必经之地，1935年1月27日，中央纵队决定，在习水土城青杠坡一带，歼灭尾随的川军郭勋祺的部队。我中央纵队与敌军在一条长长的峡谷隘口决战，敌军兵力远远高于预期并有增援部队不断扑来，战局对红军形势极为不利，围歼战变成了拉锯战。如果不能摆脱敌人，红军很有可能重蹈湘江覆辙。川军重兵布防，中央军步步逼近，万分危急中，中革军委和毛主席毅然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西进川南。29日拂晓，红军在土城、元厚等渡口，全部西渡赤水河，四渡赤水序幕就此揭开。

    红军一渡赤水河后，转向川滇黔边的云南扎西集结，蒋介石判断，红军已入死地，立即督令川军和滇军南北夹击，红军却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堵部署，五天时间里，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横扫千里，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而红军的三渡赤水是则是公开的，意在调动国民党军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在国民党军各路部队蜂拥而至川南之际，毛主席突然挥兵东进，红军秘密快速四渡赤水，从国民党各路军队的缝隙中穿越而过，再入黔北，兵锋虚指贵阳，继而迅速挺进云南，大造进攻昆明之势。 机不可失，趁着金沙江南岸敌人防御薄弱之机，毛主席指挥红军兵分三路，强行军急赴金沙江抢渡金沙江，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从此渡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也渡过了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时期。

    从此,将军每天给我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战役,有时一边讲一边指着地图比划,像是又在战斗着,他讲得来劲,我听得入神;他说得生动,我记得认真,仿佛将我带进了长征路上,带进了烽火连天的岁月。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肖华《长征组歌》里的赞词。这话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夸张。四渡赤水时，敌军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调动各路军阀四面合围，又是追又是堵的，天上还有飞机侦察。再加上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地方，到处是崇山峻岭，险关隘口，但是我们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像长了翅膀似的，在敌军之间来回穿梭，忽东忽西，生龙活虎，处处主动，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敌人搞得昏头转向，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