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全双同志原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治部主任，现在中央第五机械工业部工作。）

    我们妇女先锋团，开始是在总部领导下的，后来分到9军和30军，也有留总部的。我随2营分到9军，当时孙玉清军长不在，军政委陈海松在梨园口的战斗中牺牲了，我当时才十六岁，分到9军后，由王树声、朱良才管我们（朱良才还管少年先锋团）。

    1937年3月，从梨园口进祁连山后，马匪追击我们，狂叫“冲上去，每人赏一个小老婆！”我们弹尽粮绝，手挽手唱着国际歌向后面的悬崖走去，准备跳崖，正在这时，打来一发炮弹，打中了我们，我被掀到悬崖下，挂在悬崖的树上。战斗结束后，同志们把我从树上用绑带放下来，我昏迷过去了，受伤三处，还留有一颗子弹。子弹取出后，我们就在祁连山转了两个月。有一次被敌人包围，我们三个女同志一块被俘了（一个是我的警卫员陈桂兰，比我还小），这是1937年5月，山下的雪已消了。被俘后，把我和二十几个男红军绑在一起（因为进祁连山时，我们把长头发都剪掉了，化装成男战士），路上准备跑。但敌人是骑兵，未跑成。押到了梨园口，把我和男战士分到一起住。到甘州后，被编成补充营，还和三十几个男红军住在一起，但不久就被人揭发我是妇女团政治部主任。敌人一检查，确是个女的，我就被补充营连长刘云库领走，在街上找了一间房子住了一个多月，每天给刘云库上药（刘云库有梅毒）。当时我们援西军准备过来，韩匪起功叫把女红军赶快押走。一天，刘云库的弟弟和另两个彪形大汉把我拉上马（我是骑兵出身），押到刘云库的老家——青海省互助县大柳树村。这是个土族村子。一个月后，刘云库从河西回来了一次，因杨梅大疮，和我及他大老婆都不能同居。

    我到村子后，首先和刘之母亲及其老婆搞好关系，同时和邻里搞好关系。他大老婆也是受苦人，慢慢地，我把我的身份告诉了她，她很高兴。刘云库打群众，我就加以保护。以后我告诉刘之大老婆我准备逃走，她一定叫我把她带上。村里群众也告诉我从什么地方逃走。

    有一天晚上，我用梯子从围墙上爬出来，同时带上了刘云库的大老婆。但路上碰见一群狗，把带出来的衣服、干粮等东西全丢了。我们不敢走大路，只走山路和河道。这时是1937年10月。

    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了马匪部队，我们藏在水里。以后白天也不敢走了，只得晚上走，因为不仅军队抓，连叫花子也抓你去卖（换）钱。一路上我们要饭吃，要不上饭，就在洋芋地里找剩下的小蛋蛋和种子，生着吃。

    我们走了一个多月，快出青海省界，到了八盘山，住在山下一客店里。第二天，碰见一个从马匪部队开小差的和州人，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假意帮助我们。结果把我们带过了黄河，到一个回民村子里，这村子离兰州只有一天路程了。这个马匪兵痞露出了真相，逼我嫁人，我坚决不同意，要撞墙，他没办法，就把我卖给一户人家当佣人。随后又把刘云库的大老婆带走，从此我和她失散了，再无音信。

    我被卖的这家的男人是黄河上的拉纤工人，家里有个瞎眼、半身不遂的母亲，还有老婆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这个工人经常不在家，我就伺候这个老太太，喂饭、接屎尿。我从1937年12月到这个家，一直到第二年麦子黄了，大概六、七个月。

    一天，这个家的邻居，一个在兰州卖牛肉的告诉我，红军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兰州有办事处，他常去办事处院里卖牛肉，办事处处长姓伍，有个副官姓况（后来我知道是伍修权和况步才同志），办事处在南关，这样，我就决定逃走，到兰州找办事处。

    有一天中午，我把他家的小孩哄睡着后，把门倒扣上，就沿黄河跑，天将黑时就到了兰州，在一个庙旁蹲了一夜（抗战中这个庙被飞机炸了）。第二天正好这个拉纤的工人从外地回来，被他在兰州找到，在大街上把我打了一顿，说他花了三元白洋买我的。围了好多人，警察来了，把我们俩人都抓到警察局，审问后，把我们分开押了下去。

    第二天，把我送到了济良所，济良所告诉我一是回去，二是嫁人，我都不同意，于是就把我关在济良所里。

    在济良所里还关了女共产党员林建，她是从苏联坐飞机回到兰州被抓的。林建在济良所生了小孩，是高金城夫人牟玉光接的生。牟玉光也见到了我，问了我的情况，并向“八办”作了报告。不久，林建由朱德同志救走，临走时，她告诉了我牟玉光的住址，并给了我一点钱，她要我坚持到底，不回家，不嫁人，“兰办”会救我出去的。

    1938年12月，天气很冷。有一天，济良所把我放了。我用林建给我的钱雇了黄包车到了牟玉光的家。牟玉光用洋车把我送到了“兰办”，陪我见了办事处主任伍修权（编者：1938年2月6日，伍修权接替彭加伦的工作）。我问伍处长，红军还要不要我，我往下跪，他一把扶起了我，告诉我谢老在“兰办”时（编者：谢觉哉同志是1939年底离开“兰办”的，这时是到延安开会去了），就要我要了两次，济良所答复只有花全双，没有华全双，谢老走后，伍处长又去要了一次，才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