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大批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祖国和人民犯有罪行的反革命分子相继归案，并依照罪行大小予以应有的惩罚。其中就有早在甲午战争时即已投敌叛国的大连地区最大汉奸刘雨田和张本政。他们是镇反运动中追溯最为久远的历史反革命。

    刘雨田于1870年生于普兰店地主家庭。张本政于1865年生于旅顺水师营，青年时期务农从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初始，张本政即在山东威海投靠日本特务高桥，向其出卖清军情报。10月24日，日本侵略军在花园口登陆，进攻金州、大连、旅顺。正当清军爱国官兵和旅大人民奋起抗敌之际，刘雨田却与其父一起，投靠日军间谍神武光臣少佐（化名郑永昌）。为日寇充当向导，尤其无耻的是，11月6日金州城沦陷时，刘雨田竟然腰挎东洋战刀，和其父一起携带满载衣物食品的10辆大车，在城门口迎候侵略元凶乃木希典及其部属。乃木眼见这对汉奸父子奴颜婢膝，当即赏赐诗词一首，内有二句是“辕门献礼表归顺，明代遗民刘雨田”。足见其侍敌之丑态。与此同时，张本政也随日军回到东北。11月21日，正是在张本政的引领下，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并于城破后血腥屠杀4天3夜，杀害我无辜同胞2万余人。这是张本政犯下的第一桩血腥罪行。

    甲午战争结束后，经过“三国干涉还辽”，日军一度撤出旅大地区，刘雨田和张本政也因汉奸罪行被清廷缉捕，分别逃往日本和山东。刘雨田逃至日本后，因卖国有功，颇受其主子赏识，居然进入日军最高学府陆军大学，充任汉文教授。其受宠程度可以想见。张本政则在山东继续生活于日特高桥卵翼之下，为其经营商业。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爆发了瓜分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不义之战。在主子的驱使下，刘雨田和张本政这两条汉奸走狗又回到东北，再次为日军充当向导。刘雨田随日军第2军在猴儿石（今大连市金州区杏树屯镇）登陆，张本政则在旅顺攻防战中为日军带路攻打东鸡冠山。因刘雨田文化程度较高，还承担了日军参谋和后勤的职责，并为刽子手“安抚民心”，乃木希典也因此更加赏识他，不仅多次召见，甚至让他以“日军代表”的身份，参加俄军旅顺要塞司令斯特拉塞尔在水师营向日军投降的谈判和仪式，在仪式上，乃木和刘雨田还特地合影留念。

    自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大连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的奴役下呻吟了40余年，而刘雨田和张本政却因卖国有功而飞黄腾达。日本天皇曾多次接见这两个大汉奸，赐予刘雨田勋五等功和勋六等功，任命他为关东都督府“嘱托”（高级顾问）。1940年日本“纪元2600年”时，张本政应邀参加，并被天皇赐予“五等勋位”金质奖章。历任重要伪职竟达49项之多，其中有正隆银行董事、“关东州”（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行政区划）时局委员会委员、“关东州”精神总动员中央实行委员会委员、“关东州”计划评议员、“关东州厅”参事、大连市议员及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等。与此同时，刘雨田、张本政“名利双收”、富甲一方。刘雨田于1916年创办辽东银行，1923年并入满洲银行，资本金100万元。张本政则在日俄战争后，以没收沙俄通事（即翻译）张德禄的两艘轮船起家，创办“政纪轮船公司”，资本74万日元。20世纪40年代，为支援日寇进行太平洋战争，刘雨田曾一次卖掉1200亩土地和200间房子，献纳“雨田”号飞机两架。张本政更为日寇提供轮船32条、捐献飞机数十架。而所有这些，对于两个汉奸尚只是九牛一毛。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刘雨田和张本政继续从事卖国活动。刘雨田在辛亥革命后，曾与清肃亲王善耆一起组织宗社党，在日寇支持下从事清朝复辟和“满蒙独立”运动，同时对大连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张本政则在“一二八”、“八一三”战斗中以全部轮船资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发起“献金捐飞机”活动，搜刮民脂民膏，“捐献”飞机44架，并亲赴日本参加命名典礼。更加丧心病狂的是，1943年大连粮食短缺时，张本政竟公然叫嚷：“州人（即所谓“关东州人”，日本殖民当局对大连人的称呼——引者注）可以吃橡子面，以补粮食不足之困难”，导致大连人民因饥饿而死者数以千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