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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波、王建学、刘庆怀:揭穿日本军国主义称“战争”为“事变”的阴谋——再论九一八战争
2015-07-30 17:46:35
作者:张一波、王建学、刘庆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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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日本把九一八战争叫做“事变”是个阴谋,借以达到掩盖、逃避战争的罪责。我们必须拨乱反正,把“九一八事变”改称九一八战争。九一八战争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激情,是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不仅打响了14年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也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是抗日战争和“二战”的起点。

    对九一八战争的研究,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积极投入这一研究活动,研究群体更加庞大,观点更加鲜明,史实更加充分,呼声更加强烈,呈现出令人可喜的局面。同时,社会各界对这一研究活动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支持。“九一八事变”应改称九一八战争的提案,受到人大、政协提案委员会的高度重视。九一八战争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随着研究活动的逐步深入,有关九一八战争的史料、线索、证据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更加广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增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捍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伟大胜利的成果,我们必须对甚嚣尘上的日本右翼势力保持充分警觉,他们不仅念念不忘妄图翻这段历史的案,还加紧了鼓噪再战舆论的险恶步伐。因此,我们加强九一八战争的研究,明确九一八战争的性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尊重史实,正视历史,真实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需要;是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维护亚洲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需要;是妥善处理一系列战争遗留问题的需要;是总结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开辟未来,发展世世代代中日友好关系的需要。

    一、“九一八事变”必须改称九一八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的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反而诬陷中国军队所为,突然袭击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并同时向沈阳市中心和机场进攻。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日本驻国际联盟的代表芳泽谦吉故意轻描淡写地发表声明说:请国联不必重视此“地方事件”。[1]“九一八事变”的用语从此出笼了。自此,日本历代内阁违反国际战争法规规定的称谓,坚持把这一事件叫做“事变”,这一日本入有意歪曲历史事件性质的错误概念,就一直被国内外错误地沿用至今。

    日本法西斯当局之所以使用“事变”的称呼,包含着险恶用心。众所周知,“事变”和“战争”是两个概念,其性质是有很大差别的。《辞海》是这样解释的:所谓“事变”,即突然发生的重大的非常事件;有的解释为非常变异的事。以上两种解释的要点是“非常”和“变异”,但都没有表明事情的性质。显然,用“事变”这个模糊的词语,远远不能表达中日两国军队交火的血腥事实,更不能表达此后的14年中,日本军队大规模进攻整个中国的罪恶事实了。我们再看看什么叫“战争”?所谓“战争”,即为了一定的政治日的进行的武装斗争。有的解释为国家或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大家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是解决政治矛盾最高的斗争形式。日本军国主义怀着妄图灭亡中国继而称霸亚洲,变中国和亚洲各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政治野心,入侵别国国土,把大炮和刺刀强加在别国人民头上,实施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不仅如此,继九一八战争之后,日本每侵占一个地方统统都叫做“事变”,诸如“上海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等,甚至把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也叫做“支那事变”。不难看出,日本当局之所以叫“事变”,其用心只不过是耍弄掩耳盗铃的政治流氓手段,借以达到掩盖、否认、逃避其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罢了。这一点,甚至于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战犯们也是承认的,他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时说:“日本历代内阁都不承认在中国敌对行为是战争”、[2]“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存在着战争的状态;纷争只是‘事变’,所以不能适用战争法规;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不是合法的战斗员,仅仅是‘土匪’。为了消灭在满洲的‘土匪’,所以开始了无情的作战……所以陆军拒绝给战斗中被俘虏的人以俘虏的资格和待遇”。[3]然而令他们所料不及的是,这些狡辩恰恰暴露了日本法西斯的阴险恶毒、暴露了他们惨无人道的暴行的所谓“法理”依据,无异不打自招。

    历史的宣判是明确而无情的。早在1907年10月18日,包括日本在内的26国出席的第二届和平会议在荷兰签署的《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中规定:“除非有预先的和明确无误的警告,彼此间不应开始有敌对行为,警告的形式应是说明理由的宣战或是有条件宣战的最后通牒;战争状态的存在必须毫不迟疑地通知各中立国,并且只有在中立国接到通知之后,对他们才发生效力”。[4]日本军队在中国土地上乘中国军队不备,肆无忌惮地突然向中国军队开炮,是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地地道道的侵略战争行为。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25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历史的宣判,并认定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袭击沈阳东北军北大营是中日战争的始发点。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而这也就确定了日本法西斯当局坚持叫“事变”的做法是违反国际战争法规的犯罪行为。

    二、九一八战争打响了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以前,每当谈起抗日战争,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八年抗战”。但在20年前我们就提出了14年抗战的主张,而且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也就是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5]从这一天沈阳爱国军警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自卫抗击起,至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的6年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奋勇抗争、浴血奋战、奔走呼号,以不同的方式参加到抗日救国斗争中来,先后在东北、淞沪、长城、绥远等地,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杀敌卫国。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蒋介石集团的疯狂镇压之下,仍然积极号召和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并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6] 

    自1931年9月18日打响中国抗日战争第一枪开始,到1937年7月7日这6年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中华民族抗日的烈火一天也未熄灭。涌现出一大批抗日民族英雄。这战火纷飞的6年,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6年的抗日战争同样都是全面的,并非局部的。因此,我们不赞成把14年抗日战争分为局部抗战、全面抗战,应当视为整个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这也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历史结论。判决书在“中日战争及其阶段”一节中指出:“日本指导者虚伪地称为‘中国事变’或‘中国事件’的对华战争,由1931年9月18日夜间开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投降时告终。这个战争的第一阶段,包括侵略、占领并统一被称为满洲及热河省的中国领土。这个战争的第二阶段,由1937年7月7日,日军继‘芦沟桥事件’后向北京附近的宛平发动攻击时开始,并包括以后的不断进攻。每次进攻后,就暂行巩固地方,以便准备更深入的进攻中国领土”。[7]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是否应从1931年算起,抗日战争到底是14年还是8年的问题,在这一国际公认的法定结论面前本来是不应当有何争议的。因此,我们郑重建议,无论是国史和党史都应当尊重史实,坚持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观点和14年抗日战争的观点,对过去不恰当的表述重新进行修正。

    三、九一八战争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国内外史学界的争论中有4种说法:有人说始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战争;有人认为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还有人说始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但现在愈来愈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应当始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

    关于九一八战争是“二战”起点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九一八战争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并未出现真正的和平局面。作为战胜国之一的日本,为了摆脱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从侵略中寻找出路。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了旨在征服全世界的“田中奏折”。该“奏折”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8]这个“奏折”,清清楚楚地道出了当时日本权力机构妄图侵略中国,进而征服全世界的罪恶目的和基本战略目标,因此也就如同宋庆龄所痛斥的,被“每个日本军阀认为是圣经”。[9]也恰恰是根据这个奏折,此后日本从“九一八”起,先后发动了策划了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战争,以及相继发生在中国、亚洲乃至太平洋的侵略战争。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的:“为实行侵略战争的这类广泛计划,对这类战争之长期的复杂的准备以及实行,……他们的共同目的是藉准备和实行侵略战争来确保日本的控制,这是一种犯罪的目的。实际上不可设想还有什么比阴谋发动侵略战争和实行侵略战争更严重的罪行。因为这种阴谋是威胁了全世界人民的安全,而它的实行是破坏了全世界人民的安全”。[10]

    ——战争的延续。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日本历史,是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战争和侵略是天皇制和帝国主义日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手段。不仅一次战争与另一次战争间隔非常之短,而且即使是这短暂的间隔时间,也仅仅是处理前一次战争的善后和进行下一次战争的准备。开始还虚伪地制造一些发动战争的“借口”,可到后来就更加明目张胆和肆无忌惮了。战争一次比一次扩大,一次比一次疯狂,一次比一次残暴。战争连绵不断,一直延续了14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发动战争最早,而在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中投降最晚,也就是说,“二战”中的中国战场持续最长。

    ——战争的规模。日本发动九一八战争,绝不仅仅是为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而只是以此为基地,向四面扩张,把战场先扩大到整个中国、进而扩展到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因此,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抵御日本法西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主要任务。无论是涉及的国家,还是投入的兵力财力以及伤亡人数,东方战场绝不亚于西部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中,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中国战场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阶段单独抗击日本在国外的全部军事力量,而且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仅1937年下半年,日本就在中国战场投入了它2/3的陆军、1/2的空军以及1/2的海军。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战略反攻,尽管日本的处境已经相当困难,但仍将60%的陆军和45%的空军部署在中国战场上。因此,日本侵略军绝大部分是在中国战场上被消灭的。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255万余人,占日军“二战”中伤亡人数的89%。中华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抗击最早、时间最长、伤亡最多、损失最大。这14年中,中国人员伤亡超过4000万人,经济损失达1万亿美元,几乎都占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半。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战争的结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沉重打击下损失惨重,又在亚太战场上盟军进攻下节节败退,在军事上、经济上都陷入无法挽救的境地,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内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历时14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国纳粹战犯举行了纽伦堡审判,对日本甲级战犯举行了东京审判。其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战争准备、对中国的侵略、对苏联的侵略、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对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的犯罪等给予了历史的判决,判决书的第一条罪状是:“控告全体被告,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一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谋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上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11]肯定了计划、准备、发动、实行侵略战争,即破坏和平是最大的犯罪。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戈林等22名的审判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东条等28名的审判,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件国际大事,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日本法西斯这段罪恶的历史,被永远地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铁案如山,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也翻不了此案。

    正如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样,在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九一八战争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这个历史事实,已经成为马列主义关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观点,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建树卓越功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都认同和倡导以“九一八”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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