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地主资本家视为“洪水猛兽”，在1917年至1922年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苏俄进行了著名的14国武装干涉，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尤登尼奇等白匪头目也先后卖身投靠外敌、策划叛乱，在白匪军中，有两名最为凶恶的刽子手，这就是沙皇将军克拉斯诺夫和谢米诺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作谢明诺夫，其他资料作谢苗诺夫）。从沙皇和地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奴才到白匪头子，再到德日法西斯的俄奸走狗，这就是他们的“三部曲”，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世界人民埋葬法西斯的凯歌声中，他们的一生劣迹，终于被彻底清算。

    克拉斯诺夫生于1869年，顿河哥萨克人，19世纪末投身沙皇军旅，担任下级军官，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沙皇当局的对外侵略，还是镇压1905年革命，乃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他无役不从，以俄罗斯和其他各国人民的鲜血，换来了自己军服上的中将肩章。1917年2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后，克拉斯诺夫就与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和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1918年被红军击毙）相勾结，策划发动叛乱，镇压工农人民和复辟沙皇制度。十月革命胜利后，1917年11月10日，克拉斯诺夫又和克伦斯基一起，在彼得格勒附近的皇村发动叛乱，但仅三天即被扑灭，“克拉斯诺夫被俘虏，他‘保证’以后决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他凭这一‘保证’被释放了，但是后来表明，克拉斯诺夫违背了自己的这种将军诺言”，[1]在用虚伪诺言骗得苏维埃政权的赦免后，“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两个将军在德帝国主义者秘密支持下（德国人不敢公开支持他们，因为同俄国订有和约）发动了顿河哥萨克的叛乱，占领了顿河区，开始向苏维埃大举进攻”。[2]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指挥下的著名的察里津（即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保卫战，就是苏联红军与克拉斯诺夫白匪军的总决战。

    在察里津保卫战和整个顿河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参加十月革命的华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参加察里津保卫战的乌克兰红军第五军第十四团中，就有一个以英勇善战著称的“中国工人连”，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克拉斯诺夫白匪军以沉重打击。以后担任列宁卫士的华工李富清也参加了消灭克拉斯诺夫白匪军的战斗。在失败面前，克拉斯诺夫等白匪头目愈加疯狂，不仅对俄国革命者和人民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对中国革命者和华侨也举起了带血的屠刀。直到40年后，李富清仍难以忘怀1918年夏季的惨景：[3]

    ……路边、田野、村子里，到处是被敌人残杀的红军尸体；野狗在啃啮人的肢体，乌鸦在啄食人的肌肤。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沿途的树上和木桩上吊满了中国战士的尸体，有的耳朵被割掉了，有的眼睛被挖掉了，有的舌头被割去了。有的肚子被戳穿了，肠子拖在地下，有的手心和脚踝上都被粗铁钉钉在木桩上。当时天气非常炎热，苍蝇成群地在尸体上嗡嗡乱飞。

    在这些尸首旁边，大部分都写着标语。标语的内容大都是：“这是红军的下场！”、“布尔什维克完蛋了！”中国战士们看到这些，又气愤、又哀伤。部队一边前进，一边收尸，一路上共收了二百多具中国战士的尸体。

    更加凶残的是，1919年2月，在顿河区勉里托波里（今属乌克兰），克拉斯诺夫白匪军一次便集体屠杀来自山东和湖北的华侨50余人，其中妇女11人、儿童23人，为此，《真理报》于1919年3月28日发表文章，强烈谴责白匪军惨无人道的暴行，而这还只是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中国人暴行的冰山一角，他的双手沾满了中苏人民的鲜血。

    与克拉斯诺夫相比，白匪将军谢米诺夫的罪恶毫不逊色。他生于1890年，十月革命时期，他成为白匪军骨干中的“后起之秀”，以“屠杀工农的屠夫”而臭名昭著。不到30岁就将星加肩，还积极充当入侵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日军的先锋，伙同日本侵略者对西伯利亚的中俄革命者和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曾与恰巴诺夫（夏伯阳）齐名、令日寇白匪闻风丧胆的西伯利亚红军游击队领导人拉佐，就是于1920年被日寇俘获后“引渡”给谢米诺夫，扔进机车锅炉活活烧死的。1920年5月，维尔赫涅乌丁斯克市中国工人共产主义小组在决议中号召：“中国工人和农民与俄国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清除横行霸道的谢苗诺夫匪帮”。[4]

    然而，无论克拉斯诺夫和谢米诺夫怎样垂死挣扎，都不可能阻挡十月革命的胜利步伐。早在1919年，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就彻底覆灭，他本人逃亡德国，1922年，苏联红军将日本侵略军逐出远东和西伯利亚，谢米诺夫也率残部逃往中国和蒙古。由于他们反革命罪行昭著，列宁和斯大林曾多次点名痛斥。1938年，在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克拉斯诺夫和谢米诺夫的名字和罪行均被写入，并与克伦斯基、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尤登尼奇并列，苏联电影《斯大林在1919》也是以斯大林指挥消灭克拉斯诺夫白匪军为主题拍摄的，单就这些，已足证其臭名昭著了。

    但是，作为有影响的白俄头目，这两个刽子手的罪恶史并没有结束。克拉斯诺夫浪迹欧洲各国，策划派遣特务间谍、组织暗杀破坏，伺机颠覆苏维埃政权，最后投靠德国法西斯。谢米诺夫先是率残部在中苏蒙边境地区流窜，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后投入日本特务机关怀抱，以大连、天津等处为基地，进行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他还以沙俄臣仆的身份，向溥仪“称臣”献媚，同溥仪近臣、日后的伪满首任“总理大臣”郑孝胥等结为“异姓兄弟”，是溥仪在天津期间共谋复辟最为出力的外国人之一，在溥仪一伙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中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曾专门记述过他。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期，谢米诺夫又在日寇指使下，阴谋借助法国帮助，组建10个白俄伪军师，作为侵苏战争的前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克拉斯诺夫和谢米诺夫公开充当德日法西斯的走卒和傀儡。克拉斯诺夫在苏联沦陷区搜罗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社会渣滓，拼凑伪政权和伪军，协助希特勒军队屠杀苏联人民，实行反攻倒算，其威风和凶残较之白匪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谢米诺夫成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白俄头目，参与策划张鼓峰和诺门坎战争，并组建白俄伪军，参与镇压东北义勇军和抗联，在周保中的日记中，就有抗联部队与白俄伪军作战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