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习仲勋等人进行了深入地交谈，话题则从延安谈起。邓小平提出毗邻港澳的“改革试验场”就叫特区，因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习仲勋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喜出望外，他脱口而出：“特区，好！”

    每当我们回忆延安时期的历史遗产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亦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除了这些宝贵的财富之外，延安也是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摇篮。

    提起延安时期的改革，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在文艺领域的革新。在1942年5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不仅改变了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面貌，更是引领了中国文坛一个时代的走向以及社会公众对文艺本身的认知，座谈会后，毛泽东又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师生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广阔社会生活的“大鲁艺”中去。在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改革工作的领导、推动下，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等等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走进了中国百姓的心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文艺领域之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能做到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在土地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能从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出发，改变了江西苏区时期“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平分土地”等政策，在抗日战争中确立并实行了“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土地立法，为党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中的延安也是开放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国际友人的交往和友谊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外交开展的宝贵财富。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抵达陕北，并和毛泽东进行了诚恳的交流。1937年10月，斯诺根据采访材料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从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在斯诺之后，毛泽东提出对要求来陕甘宁边区采访的外国友人，只要有来者一律欢迎，并总是尽量抽出时间接待外国采访者。

    此外，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创办经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外交奠定了基础。1941年5月，以教育被俘日军士兵的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为大会题词中指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日本帝国主义则是中日人民的敌人。对帝国主义和普通人民之间的区别，为新中国建立后中日民间的长期交往、乃至在新中国对待与未建交国家的国际往来上都创造了难得的空间。

    延安的开放不仅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成功，在统战领域也赢得了民主人士的真心。尽管长期处在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然成立了交际处专门负责接待来自各地的访问团和朋友。1940年5月至6月间，华侨领袖陈嘉庚通过短短八天对延安的访问和考察，使其过去由于受到片面宣传而产生的对延安、对中共的极坏印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转而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5年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期间，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对”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肝胆相照的绝佳写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胜利之途。而当回顾党在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后，不难发现改革开放、永葆青春也是中国共产党所具备的历史基因。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发扬党的这一传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