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习仲勋同志主持中共西北局工作,1946年 6月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47年3月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命令,边区部队区分为野战兵团和地方兵团,“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习仲勋同志密切配合彭德怀同志做好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成为彭大将军的贤内助。习仲勋同志加强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建设,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拥政爱民。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成为西北野战军的坚强后盾。习仲勋同志最善于做统战工作,最善于瓦解敌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习仲勋同志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西北地区大批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远远超过了战场杀敌的总数,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一.陕西省境内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情况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共中央西北局派胡立亭等联络国民党陆军新编第11旅代旅长曹又参,做策反工作。1945年10月25日,曹又参及参谋主任王子庄率领2000余官兵在陕北安边起义。中共中央领导在延安接见了曹又参,对新11旅的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少奇等同志设宴欢迎曹又参将军一行,毛泽东紧握着曹又参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你们是火车头”。
安边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中发生较早的、规模较大的一次反蒋爱国起义,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十一旅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火车头》的社论,充分肯定了起义的巨大意义和历史功绩。
1946年4月,毛泽东要求习仲勋去北面做一些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党驻扎在北面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邓宝珊的第22军,另一支是胡景通的陕北保安团。习仲勋做了多年的统战工作,对北面的情况比较熟悉,利用同乡关系策反胡景通的弟弟胡景铎。西北局先后派了40多名干部,经过短期培训后,秘密派进胡景铎部任职,职务从班长、排长到连长都有,基本上来了一次大换血。还带了一些枪支、弹药和经费。
1946年10月13日,国民党22军96师新11旅及榆林保安9团5000余人,由副总指挥胡景铎率领在榆林县起义。10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来贺电,并任命胡景铎为新组建的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12月24日晚,延安枣园小礼堂举行欢迎大会,毛泽东兴致很高,发表演讲:“骑6师的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却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革命的船虽然现在还小些,但是它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你们起义是明智的,既为自己找了一条光明的出路,也拓展了边区的回旋余地,对粉碎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意义非同小可。”
安边起义、横山起义拔除了国民党长期盘踞在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革命力量,沉重打击了蒋、胡集团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反蒋爱国斗志,为其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100余次、17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城开了先河,树立了榜样。解放战争期间陕西境内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城共有45次,起义投城官兵6万多人。
西北局还策应了孔从洲1946年5月16日的河南巩县率起义和胡景通1949年9月19日的绥远起义。照顾陕西、甘肃籍官兵的家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毛泽东曾对王震说:争取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部起义的事,是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一手操办的。
二.甘肃省境内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情况
1949年8月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提出:西北敌军分三路退却,我军“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
在解放甘肃过程中,西北局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派出许多工作人员,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国民党军队在甘肃起义、投诚事件共有49起,起义投诚官兵约5.8万人,大大加速了甘肃解放的进程。其中重要的起义有4起:
甘肃师管区、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岷县起义。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11日,周祥初、任谦等在岷县举行大会,宣布在岷县的5000余官兵通电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并宣誓“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为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忠诚奋斗!”
拉卜楞保安司令部起义。1949年9月20日,西北野战军第62军186师565团团长刘光奇和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牙含章,率领一营兵力来到夏河,黄正清、黄祥等组织2万余僧俗人民夹道欢迎,夏河县和平解放。黄正清宣布解散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成立夏河民兵司令部,由黄祥任司令员,受临夏军分区和中共夏河县工委领导。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部酒泉起义。1949年9月24日,驻酒泉的国民党部队通电起义,彭德怀司令员当即复电,勉励起义官兵“坚持进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参加这次起义有3.5万余人。
第119军武都起义。1949年2月9日蒋云台、王治岐宣布119军起义,武都和平解放。
三.宁夏境内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情况
中宁起义。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向宁夏进军,在兵临城下之时,马惇靖于19日率国民党81军在中宁县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宣布起义,在协议上共同签字。
国民党军宁夏兵团残部投诚。1949年9月19日,当绥远董其武部通电起义及中卫县81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传至银川后,贺兰军军长马全良、128军军长卢忠良等秘密集会于仁存渡口,一致商定由马全良领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通电求和。9月23日,宁夏正式宣告解放。
四.青海马步芳残部投诚
兰州战役虽然歼灭马步芳三万余人,但还有两万残部逃回青海。1949年9月28日,中共青海省委受命西北局发出指示:“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残余股匪,收容散兵,收集武器,巩固阵地,站稳脚根,进行艰苦深入的工作”。 11月14日,毛泽东主席针对青海出现的叛乱,及时指示中共青海省委:“要对叛乱严重注意,大力剿匪。”到1952年7月,投降投诚6598人。
五.新疆“9•25”起义
在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岁月中,新疆经历了杨增新时期、金树仁时期、盛世才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经历了马仲英之乱、和加尼牙孜之乱、白俄之乱、伊犁三区革命,历任领导人有功有过,新疆有战乱有和平,但最终保住了中国西域领土,终于迎来了解放的这一天。1949年9月25日,新疆军政当局负责人陶峙岳将军率领国民党驻新疆10万官在乌鲁木齐宣布起义,随后,人民解放军与伊犁的三区革命军先后进入乌鲁木齐,新疆和平解放。
六.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解放后,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还不了解,加上匪特造谣惑众,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的裹胁、挑唆下,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拒绝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组织反革命武装“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项谦凭借手中的千余武装力量对已解放的邻县不断进行武装侵扰,甚至袭击人民解放军。
我人民政府为了团结昂拉部落不明真相的广大农牧民,不断地说服,耐心地等待昂拉千户幡然醒悟,但他们却执迷不悟。其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仇恨,许多同志失去耐心,主张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以绝后患。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并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习仲勋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多次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项谦在我党民族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终于在1952年7月11日下午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也没有反叛。
习仲勋眼光敏锐,最早关注疆藏问题,他提出:“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为稳定西北、开发西北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毛泽东非常赞赏习仲勋:“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七.平息新疆叛乱,维护西域稳定
1950年3月,蒋介石为了破坏新疆的稳定,委任新疆巨匪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乌斯满等武装匪徒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乌斯满匪帮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杀人,煽动民族对立,破坏民族团结,严重的危害了西北的社会秩序,极大的威胁着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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