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固新政权，雄踞赣西南，人民齐拥护，世外小桃源。
    反蒋不揭杆，威力振吉安，领袖李文林，富田蒙奇冤。
    罪名AB团，残杀七八万，相煎何太急，同心为共产？
    错杀王和袁，丢掉井岗山，江西失民心，苏区持久难。
    伟人刘志丹，割据陕甘边，红旗高高举，穷人把身翻。
    身处狼虎间，智慧不平凡，斗争有策略，善于搞统战。
    极左掌大权，肃反又重演，多少好同志，含恨去黄泉。
    陕西民风悍，怒火燃三边，内斗无休止，据点将丢完！
    恩来力阻拦，泽东高声喊，刀下须留人，救出英雄汉。
    中央到赤安，带来好骨干，革命有希望，力量大发展。
    宗派起祸患，团结向前看，忠良习仲勋，相忍为明天。
    降职无怨言，主政新正县，探索三三制，一心谋抗战。

    一．“左”与“右”的历史沿革

    用“左”与“右”来区别政治团体和政治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绝大多数支持国王的意见，坐在国王的右边；第三等级的代表反对国王的意见，坐在国王的左边。后来，第三等级的代表召开国民会议，形成左右两派，也沿用这种座次安排。主张民主、自由的山岳派在左；主张保皇、保守的吉伦特派在右。19世纪，欧洲国家的议会也以议长坐椅为界，分左右两派就坐。政治上激进、革命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左派”或“左翼”；政治上保守、反动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右派”或“右翼”。当时还出现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党或政客，被称为“机会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两种派别。一种称“左”倾机会主义，其特点是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急功近利，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采取过于激进、冒进的行动，也叫“左”倾盲动主义或关门主义；另一种称右倾机会主义，其特点是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事，为了眼前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企图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产阶级政党的私利，也叫右倾保守主义或投降主义。 两者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有时会离奇的相互转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左派是革命的、进步的，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而“左”倾机会主义却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左”倾机会主义表现为激进、冒进、盲动的，往往是形“左”而实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左”都加引号。右派无疑是保守的、反动的，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不会引发歧义，没有必要加引号。标明极左时的“左”可以加引号，也可以不加引号。

    由于历史原因，现代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党或派别，也有自称或被称为左派或右派的。

    二．极左思想对我党的严重危害

    党内右倾容易导致保守主义、妥协主义和投降主义，“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忽左忽右，但更多的是犯了“左”倾错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我们党从极右走向极“左”，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灾难。毛泽东总结说：“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1933年，中共的城市工作开始塌台，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捕，绝大部分自首变节，相继引发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1935年后，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唯一继续保持着一定活力的组织系统，只有中共华北特科和平津的部分党组织了，其它都已瘫痪。

    白区内中共组织多半毁于国民党特务、警察之手，但中共苏区和红军可以说是毁在自己人手里的。极左当局实行极端的阶级政策，排斥一切中间力量，所有根据地里都进行过令人毛骨悚然的“肃反”斗争。

    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尤以江西中央苏区的肃“AB团”运动最为惨烈。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

    三．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兴衰历史

    土地革命时期，在赣西南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是毛泽东；还有一块东固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是李文林。被毛泽东誉为“第二井冈山”，被陈毅誉为“东井冈”。 当时老百姓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

    毛泽东介绍东固说：“我们到了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毛泽东把东固秘密割据称为“李文林式” 的革命根据地。

    1929年2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和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采取了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法。朱德、毛泽东转战到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1930年1月，李文林所部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李文林任第一旅党代表。2月，当选为红军第四、五、六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

    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与总前委之间产生分歧，由肃“AB团”引发了富田事变，肃“AB团”运动变本加厉进而掀起了全国各苏区大规模的“肃反”高潮，导致根据地和红军的惨重损失。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富田事变发动者及其有关人员：李文林、金万邦、段启凤、龙超清、萧大鹏、谢汉昌、朱昌偕等均被平反，并追认为烈士。富田事变领导者刘敌、丛允中、段良弼不在平反之列。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反；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政府追认为烈士，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被害6352人，改组派被害2万多人。

    四．硕果仅存的陕北革命根据地

    由于当时极左思想占据领导地位，加上工农群众朴素的阶级感情，我们党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不可否认这是红军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这个时候，陕北苏区风景独好，红色政权却奇迹般的存在着。陕北苏区给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陕北这个特殊的地方风景独好，得益于刘志丹、习仲勋的正确领导，得益于陕北苏区的民主政治，得益正确的统战政策。1932年春，两当兵变后，习仲勋到陕北，被选举为陕甘宁苏区政府主席，并很快使陕甘、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在陕甘、陕北苏区建设问题上，刘志丹、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其它苏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对地方武装既联合又斗争，争取开明人士的支持，保存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但是极左当局并没有善罢甘休，企图重演江西苏区大肃反，又把黑手伸向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领袖，刘志丹、习仲勋险些成为李文林第二。据习仲勋回忆：“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