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1935年12月，习仲勋到瓦窑堡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第三班班主任。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习仲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器重，逐步委于重任。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评价陕北根据地时说：“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下不得地”是湘潭方言，意思就是：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了！

    “陕北救中央”之说，滋长了西北部分干部的骄傲情绪，习仲勋十分谨慎，对大家说：毛主席说得好：“是陕北救了中央”，“也是中央救了陕北”，“陕北救了中央”之说，有宗派主义之嫌，会影响团结，不能再提了，以后只能说“中央救了陕北”。

    五．习仲勋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三三制”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壮大了抗日力量。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9月，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1937年7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进一步完善。

    1939年1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员；5月，兼任新正县县长。在当时，县只有参议会，乡级无参议员，而且在参议会成员分配上，党内党外没有严格的比例要求，多以共产党员为主。习仲勋以其优异的工作成绩和成功的统战经验引起中央的高度观注，11月，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代表大会，当选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

    其实，习仲勋的统战经验就是原陕甘苏区民主政治的继续。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结合西北地区的社会特点，形成了一整套工作经验，早已有了“三三制”的雏形，只是没有这样称谓。经过中央的总结，1940年初，“三三制”正式提出，首先在延安县中区五乡试行，效果非常好。毛泽东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批示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

    3月6日，毛泽东在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还要求：“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三三制”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等分别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三三制”政策进一步予以总结和完善，并被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陇东分区、绥德分区和鄜县进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试点工作，这些地方先后选举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

    1943年2月，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绥德分区施行“三三”制的原则，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整党和审干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实质就是为了反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抗日战争摧熟了我们党，日本投降后，边区政权继续保持了抗日民主政权时期的阶级性质。随着内战危机的不断加深，边区和各解放区的政权开始向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向发展，边区政权模式成为新中国政权模式的渊源和雏形。

    主要参考资料：

    习仲勋《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1994 河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