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林彪问题的处理要影响到文革的发展与筑固，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又对林彪问题抓住不放呢？毛泽东联系文革开始以来林彪的一系列作为来分析，林彪势力的扩张已经发展到在中央全会上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这已经具有分裂党的性质。林彪集团已经成为对党和国家统一稳定与文革发展的首要威胁，况且林彪对文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军队又左右着地方政局，其负面作用日益显现。因而，毛泽东要采取措施以首先解决林彪问题为突破口，将权力从军队手中“夺”回来，以恢复到有序发展的轨道。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确是大公无私的，他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感情出发的。

    六、林彪事件的启示与教训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林彪事件，扑朔迷离，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个事件的功利评价渐渐淡去，其事件的真象开始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因而我们才能够以祥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结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历史的角度来俯瞰这个事件，揭示这个事件产生的远因与近因，偶然与必然，以及对文革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对这个事件的解析，以求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教训，作为今后发展的借鉴。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一：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决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文革认识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原则的坚定性和林彪步步进逼的个人势力的扩张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最终使毛泽东力求将林彪事件作为党内矛盾处理的努力付之东流。

    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可以划分为认识分歧和利益分歧。

    林彪对文革认识的变化和个人利益的扩张是统一的，文革就是要斗私批修，对文革认识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解除思想武装，为个人利益的扩张打开闸门。同时，个人利益的扩张又会进一步强化对文革认识的淡化。一般说来，认识的分歧在党内生活中是正常的。但鉴于文革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如果这种分歧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得不到解决，它所产生的影响又是深远的。利益分歧是指毛泽东坚持党的利益和林彪的个人利益的膨胀所导致的分歧。林彪在毛泽东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违犯军内指挥程序，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设国家主席为名进行的宗派活动，则说明林彪为个人利益的扩张采取了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态势，党内已经出现分裂的苗头，党内统一和稳定面临严重危险。这种状况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维护党的核心利益，毛泽东就要对林彪的小集团活动做出处理。

    毛泽东开始时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寄希望于林彪主动承认错误，但林彪一直拒绝检讨。毛泽东才不得不在党内点名批评林彪，意图通过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党内矛盾来处理林彪问题。但林彪随后采取的行动已经断送了党内矛盾的处理方式。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是慎重的，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领袖的宽阔胸襟，是真心实意希望他们纠正错误的。

    林彪长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是毛泽东亲自培养起来的也是平时为毛泽东器重的高级将领，一旦毛泽东发现他所进行的小组织活动后，毛泽东及时果断机智地处理了这个事件，体现了革命领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定立场。

    林彪事件的失败说明，党内任何人要想搞宗派主义活动，私欲膨胀，攫取党的领导权，是必定要失败的。党的领袖要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结合起来，善于见微知著，一旦发现威胁党的统一的苗头，有人闹分裂，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维护党的统一，保持党的战斗力。高级干部要不断地按照党章的要求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认真反省自己，严厉解剖自己，发现错误，及时纠正错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头脑深处的私有观念，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切忌卷入宗派主义的漩涡，成为党风好转的典范。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二：林彪事件并不能说明文革的失败，但林彪事件又确实是导致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有人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革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简单化的、肤浅的认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文革的发生确实为林彪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如果从表面上看，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林彪之所以提议军队人事调整，就是因为这些人不听林彪的话，毛泽东对林彪“第一个号令”的果断否定，对林彪集团势力发展的警觉、限制和揭露、处理，林彪最终没有能够指挥军队叛乱，而是落荒而逃，身败名裂。林彪集团并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性，因而出现这种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正是因为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根基的存在，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焕发出来的对党及领袖毛泽东的政治激情，以及毛泽东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成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定性因素。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是继经济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筑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成果，保证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场革命是一个创举，在发展过程中走一些弯路，出现一些挫折，冒出一些野心家来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规律性现象。这怎么能够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就宣告文革的失败呢？这不过是历史上任何一场大的革命都会出现的曲折、反复的一种表现而已。党能够机智地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也就用雄辩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文革失败标志论。

    但林彪事件的出现，确实又是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林彪曾是文革的支持者，如果没有林彪事件的出现，林彪一直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以林彪当时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力，在毛泽东之后是足以稳定文革局势的。那么，不但文革的成果会保存下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文革的实践活动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渐完善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政治保证。也正是由于林彪事件的出现，才导致林彪集团退出了政治舞台，这时政坛出现的空间就客观上为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党政干部的复出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他们复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文革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而是因为突然发生的林彪事件使当时政局出现了失衡，处于稳定的政治需要。而这些高级干部中的多数人正是由于当时对文革的不理解或不满才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在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文革认识的情况下复出掌握国家权力，就成为后来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三：人是不断变化的，一个革命者只有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才能逐渐趋于成熟，成为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

    林彪是黄埔四期生，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也有过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悲观情绪，在不同的时期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卓著的功勋。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对加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的普及与宣传，突出政治，是做出了努力的。一九六六年，林彪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做出了贡献的。但既然林彪有着长期的革命战争经历，又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持者，他后来又因何发展到漠视文革，发展个人势力，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宗派活动呢？

    根据唯物辩证法，人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变化的。人的意识来源于客观存在，并随着客观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人的意识又反作用于客观存在。我们认为，就是在文革发动阶段，虽然林彪给予文革以坚定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到底是处于对文革性质及必要性的充分认识，还是基于对毛泽东长期革命战争形成的权威而导致的组织上的服从，或者是为了通过支持文革以便于攫取个人权力的需要？

    这几种情况在当时可能都存在。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出现了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行为，就主现认定当时林彪就是完全处于攫取个人权力的目的才支持文革的。我们要看到在文革发动阶段林彪支持文革的复杂动机。在这动机里面，基于对文革性质及必要性的认识和因毛泽东权威而导致的组织上的服从占主导地位，而林彪随着个人地位的变化，势力的扩大，攫取个人权力的野心膨胀发展起来并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宗派活动。这样我们看到由于林彪在党内地位和势力对比的变化而导致林彪对待文革和党的领袖的态度的变化。在林彪身上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个人势力崛起的时候，林彪放弃了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潜存于头脑深处的名利观念趁机发展泛滥开来，成为驱使林彪活动的主导力量，最终将林彪导向毁灭。

    林彪在文革中，高举语录本，口诵老三篇，但自身的名利思想却是如此之重，这是发人深思的。我们举林彪对毛泽东揣磨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林彪的心迹与他后来的结局在逻辑上的联系了，从世界观上看出他存在的主要问题了。

    “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这段话是林彪亲笔写在《新华报》的一张散页上，散页贴在一本书中。这本书是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逻辑的发生发展及其法则》。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林彪亲笔写在一九五0年版《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

    一九五三年版《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第二十五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多少令人操心的事在折磨一个开小铺子的鞋匠。”林彪在“多少令人操心的事”下面打了一条横杠，旁边又亲笔写了五个字：“取消大区后”。看来，这是在一九五五年取消大军区以后不久写的。高饶事件后，毛泽东感到大军区权力过大，遂决定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军区分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十二个军区，一九五六年又增设福州军区。

    “你先说了东，人就偏说西，故先听他说才可一致。”林彪亲笔写在一九六一年版《辞海》扉页上。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亲笔写在一九五八年版《学文化辞典》第十八页“个人崇拜”词条旁。由这几句话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时的虚伪和别有用心了。再联系毛泽东多次批评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确实是发人深醒的。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林彪亲笔写在战士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毛主席语录》扉页上。[192]

    通过这几则林彪的读书批注可以从另一个方面透射林彪的心灵。我们要对林彪的思想演变有一个辩证地分析。如果简单地说，林彪是一个两面派、野心家，这种简单化的作法无助于我们认识林彪思想的复杂演变过程，也无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都要以林彪思想的演变历程为戒，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破私立公，斗私批修，不断地改造自己，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根除思想深处的私有观念，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定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四：极“左”可以跳到极右，这是左右转化的一个重要规律。
 
    左和右是在革命进程中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极“左”和极右是左派和右派中的激进派。本来他们是尖锐对立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转化。推行极“左”政策，貌似革命，实则危害革命，其对革命造成的损失破坏又是右派势力难以做到的。从对革命造成的危害程度看，极“左”和极右没有什么区别。极“左”政策的推行，打击面广，破坏性大，容易造成对革命的悲观失望，因而不但会滋生右倾情绪，又由于其惯有的思想性格和作风，则会转入极右派。

    左和右的不同是立场不同，极“左”和左的不同是方法的差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主现主义宗派主义不同。极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极易导致立场的动摇，从而跳到右的立场上去。

    文革期间，林彪等人鼓吹个人崇拜，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直致在中央全会上采取小集团活动，最后制定《‘571工程’纪要》，要通过政变来解决问题。鉴于极“左”和极右的跳动转化，我们对于极“左”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具体的政策上做好充分准备。既要看到其推行极“左”政策给革命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又要估计到其向极右转化的可能性。汲取以往教训，反对极“左”政策，减少其造成的危害，扼制其向极右转化，从思想上做好应对实发性事件的准备。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五：从林彪性格的角度来分析九一三事变的结局，以及革命者应该汲取的沉痛教训。

    像林彪这样的结局，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汪精卫、张国焘与林彪就很相似。林彪不过是在飞行途中由于飞机迫降失败导致起火爆炸，致使逃脱没有成功罢了。

    汪精卫当年也是一位具有很老资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当年潜入北京刺杀清朝摄政王，也不愧英雄的称号。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过多次斗争，但屡次败于比他资历低许多的蒋介石。这种政治斗争的失败使汪精卫愤愤不平。抗日战争开始后，汪精卫逃离重庆，跑到南京成立了傀儡政府，当了汉奸。

    张国焘曾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时的十三个代表之一，而后又长期在中央任职。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亡图攫取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他主张南下，反对北上。同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在南下损兵折将，前途无望的情况下，经过中央进行艰难复杂的斗争，最后终于同意北上，到达陕北。在一九三八年春，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延安，最后又拒绝党的多次挽救，当了叛徒。

    汪精卫和张国焘分别是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又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从他们性格上又都是难以接受这种政治斗争失败的现实，最后双双当了叛徒。林彪同他们在性格上有相似的一面，难以接受政治斗争失败的现实，甚至连检查也不愿做，最后选择了和汪精卫、张国焘同样的道路。从他们出走叛变的行为显示出来的似乎是强捍的背后，则是懦弱、自私、虚荣和贪婪权力。

    一切革命者都要汲取这个沉痛的教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要出自公心，服从大局，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要充分意识到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要有经受重大挫折和风险的心理准备，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健全、成熟、稳定、坚韧和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坚决清除那种一遇挫折和磨难，就心灰意冷，思想动摇，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更要杜绝那种背叛革命，逃到敌对阵营里面去的想法和心态。而要培养一种忠贞的观念，舍生忘死，从容就义的精神，愈挫愈奋，经受挫折和打击的顽强意志，放眼长远，胸藏四海，处事谦和，从容大度的心态。

    在这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我们的典范。这两位革命领袖在无数次的党内斗争中，在同志之间的误解、打击中，从不怨天忧人，不恢心丧气，而是仍然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们学习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革命领袖历经忧患忠贞为党的革命豪情，同时又以林彪葬身荒丘的人生结局为鉴戒，使我们能够经受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从思想上筑牢抵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各种腐化奢靡生活的心理防线，从性格上能够忍受风霜雷电的打击和各种苦难的磨炼，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把我们锻炼成一个成熟、稳重、坚强，而又能够经受失败挫折的布尔什维克。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六：从历史汹涌澎湃的大潮的发展历程中看待林彪事件，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必然结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不同时期，这种状况也是屡见不鲜的。第一国际时期，就出现了巴枯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这些分裂派别活动。第二国际时期，也出现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分子，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俄国成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发展的历史上早期也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的斗争，列宁就是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创立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去世后，苏共在斯大林领导下又开展了反对托络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筑固了十月革命成果，把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奠定了苏联反法西期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斗争频繁，接连不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出现了六次路线斗争，产生了三次“左”倾路线，三次右倾路线，出现了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在总结了六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后，我们党不是被消弱，而是不断的成熟和壮大，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出现了高饶反党集团。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党内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种斗争的激化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