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名要求黄永胜、李作鹏和李德生、纪登奎参加华北会议。[148]华北会议从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到第二年（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军区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天津、河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共计四百三十余人。一月九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的一百四十多名高级将领也参加了华北会议。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华北会议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结果。[149]

    毛泽东对前期的华北会议不满意，因而批评道：“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李雪峰。—引者注）主持时期那样。”[150] 但黄永胜等人并没有联系批陈，深刻剖析自己，讲清事实真相。对于黄永胜等人在批陈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毛泽东批评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 主动。”“为什么老是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批评是意味深长的。

    在批陈整风会前夕，三月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但林彪对自己的问题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151]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向他们敲响了警钟，要他们翻然悔悟，悬崖勒马，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警告无动于衷，仍然我行我素，拒不交待事实真相。

    毛泽东制定的干部政策是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只要处以公心，对错误有一个正确态度，及时改正错误，仍然可以工作。但黄永胜等人在犯错误后，拒绝交待事实真相，掩盖错误。这其实就是继续顽抗，拒不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像他们这些掌握着军队指挥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这种态度是很危险的，在此背景下毛泽东逐渐对他们不再抱有希望。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批陈整风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地方党政这负责人九十九人到会。这次会议，主要是批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批陈不力，也听了他们的检讨。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发言，指出：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152]

    ④黄永胜等人随意扣押检查，改变传达范围，掩盖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小组织活动的真相。

    七月九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听取周恩来和才到总参谋部工作不久的熊向晖关于基辛格访华一事的汇报。正式汇报前，毛泽东先向熊向晖了解总参谋部批陈整风的情况。当他得知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真相，并扣压了中央下发的他们几个人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后，立刻断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153]本来，中央已经规定了黄永胜等人检查的传达范围，但是黄永胜等人却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将他们的检查予以扣押，缩小传达范围。这不仅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而且还说明他们不但并未认识错误，还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而且有恃无恐。毛泽东说的后台在这里就很明显地是指林彪，也就是他们仗着林彪的支持和庇护才敢这样。因而，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断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

    由以上我们对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对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小组织活动的反省和认识可以看到，他们无论是在检讨还是会议过程中，消极批陈，强调上当受骗，拒绝交待他们策划小组织活动的真相，刻意回避林彪的责任，随意改变检查发送范围，企图掩盖错误。这种行为已经说明，他们不仅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原先的错误，而且为掩饰旧错误，又再犯新错误。这就说明他们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对错误的认识不但没有丝毫进步，而且在维护小集团利益方面已经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这种将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也就隔断了他们的改过自新之路，成为他们以后被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2）林彪拒绝承担责任

    我们看到，毛泽东显然意识到林彪对于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小组织活动负有责任，但毛泽东在揪出陈伯达的同时，却对林彪采取保护措施，期待着林彪的觉悟，而林彪却一直拒绝就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活动作自我批评，承但责任。这种拒不认帐的态度，使毛泽东很失望，并引起他的强烈不满，最终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

    ①毛泽东意识到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设立国家主席的小组织活动负有责任。

    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就发生过多次争论。林彪甚至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歧提到政治局会议上来讨论。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林彪改变会议程序突然表示要讲点意见。在多数常委不知道其讲话内容的情况下，就“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问题把他与毛泽东相对立的意见在中央全会上抛了出来。从毛泽东当时和事后的反映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而后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闻风而起，四处活动，矛头指向张春桥等人，将“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争论推向高潮。这样林彪亲下“动员令”，将相发言紧密配合，这明显暴露出林彪与陈伯达、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林彪显然对这一事件不但负有责任，而且还有直接的领导责任。

    这一事件与以前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关于军队重大人事变动、“揪军内一小撮”、“第一个号号令”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他们之间的宗派关系就更为明显地显露出来，林彪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当然起着领头人的角色。

    ②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保护了林彪。

    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八月二十五日后，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弄清了真相，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从理论上猛烈批判陈伯达。在毛泽东和林彪意见明显分歧的情况下，在这篇文章中却两次说明他和林彪意见的一致。对林彪采取保护措施。这说明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处理是慎重的，同时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对林彪留有余地，期待着他的悔悟。但我们也应看到，毛泽东在九月四日专门与林彪谈话，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始终没有对此表示过要承担责任，作过自我批评。

    ③毛泽东期待着林彪的觉醒。

    前文引过毛泽东与汪东兴的谈话也是寄望于林彪认识错误，表个态。九届二中全会后，为推动批陈整风运动的发展，中央召开了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林彪始终既不出席会议，也是谈个人的责任问题。毛泽东将黄永胜等人的检查批转林彪阅，实际上还是想以此推动林彪主动检查。在中央召开批林整风会前夕，周恩来专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彪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154]

    林彪拒不检查，也不出席会议，这种态度使毛泽东对林彪悔过自新的希望渐渐破灭。林彪这种拒不认错的态度，使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最终难以挽回地逐渐走向破裂。他们之间关系的僵化还表现在一九七一年天安门五一节宴火晚会上。本来林彪迟到了，他上了天安门，既不和毛泽东打招呼，坐了一会儿，便不辞而别，以致于新闻记者竟未拍下林彪的影视资料，最后不得不用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唯一的一张林彪参加晚会的照片定格于电视新闻中解决了这个难题。林彪也并非想不到他这种态度可以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期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人，也都有这种感觉。[155]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从一九七0年九月九届二中全会结束，至一九七一年四月批陈整风汇报会，历时七个多月，毛泽东虽然清楚地知道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但他给林彪留下时间，希望林彪翻然悔过，主动承认错误，作自我批评。但林彪拒绝承认错误，使毛泽东对林彪作自我批评的希望化为泡影，毛泽东不得不通过南巡在党内公开了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错误。

    3、毛泽东南巡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过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迟迟拿出来的检讨书，其实是敷衍了事的。

    如何帮助广大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汉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党内分裂的危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期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想推动这个问题的深入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避免分裂。在南巡期间，毛泽东几次谈到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能完。毛泽东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沿途同各地负责同志多次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156]

    当时计划在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还要补选常委。[157]

    在南巡中，毛泽东开明宗义，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158]这“三要三不要”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毛泽东一反过去对林彪的保护态度，向沿途党政军领导人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了严厉批评，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对林彪问题的处理作了准备。

    （1）将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定性为路线斗争。

    毛泽东在南巡中先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然后话锋一转，指出“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159]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性质已经做出了判断，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已经上升为党内的路线斗争。我们从过去路线斗争的结局也可以大致推测出林彪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的命运。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保不住了，政治局常委最终也是难以保住的。毛泽东之所以将林彪事件定性为路线斗争，既有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集团采取的小组织活动的原因（因为这种行为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也有此前毛泽东和林彪诸多分歧逐渐累积的结果，又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拒不承认错误的态度有关。当然，在这三个原因中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小组织活动起了主要的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林彪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争论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毛泽东和林彪过去发生的一系列分歧和林彪势力膨胀的必然结果。在林彪拒不认错的情况下，如果对这个事件漠然置之，将会酿成严重的隐患，造成党的分裂，因而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出发，必然要处理林彪问题。毛泽东是坚决维护党的原则的领袖。林彪犯了错误，毛泽东对他采取保护的态度，希望林彪自我反省，认识并改正错误，并为此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林彪却拒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在党内讲了林彪问题的性质。

    （2）毛泽东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并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是有意掩饰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的，其码在四月份批陈整风会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公开批评林彪，而是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给他觉悟的时间和机会。在八、九月份南巡与地方党政军高级干部的谈话中毛泽东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并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想向地方高级党政军干部吹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作准备。

    ①毛泽东说要亲自抓军队。这明显表明是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不信任。

    毛泽东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指彭德怀。—引者注）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160]

    毛泽东在这里点出了林彪在建国后在军队建设方面尽力不多，和罗瑞卿、杨成武之间有矛盾，向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讲自己要亲自抓军队，实际上表明了自己对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的不信任，是要他们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保持警惕。

    ②毛泽东直接批评林彪。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对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批评林彪，这说明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

    毛泽东说：“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161]毛泽东将八月二十三日算为发难的时间，而在这天的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由此可见，毛
    泽东直接点明了林彪对这次庐山会议的活动负有主要责任。

    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162]这里的“有人”，显然是指林彪。公开指出林彪要分裂党，要夺权。我们看到林彪问题的性质已非常严重，也正是性质严重，毛泽东才将林彪问题定性为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163]毛泽东直接批评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本来毛泽东不论是对林彪这个讲话的内容，还是讲话的方式，都是不满意的。但这时公开批评林彪的这个讲话，显示出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负有主要责任。

    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说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164]毛泽东公开批评林彪鼓吹“天才”，揭露林彪鼓吹“天才”别有用心。

    毛泽东又批评林彪对自己夫人和儿子管教不严，处理不当。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他。……二十几岁的人（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引者注）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165]

    ③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提出批评。

    在南巡中毛泽东直接点了黄永胜等人的名[166]，毛泽东批评黄永胜：“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167]

    ④毛泽东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基本判断已经形成，而这种判断也就决定了林彪问题的定性。

    毛泽东说：“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以外。……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 ，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68]

    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了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活动的方式是“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对他们的活动做出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基本判断，指出了他们这种行为是瞒着政治局及其常委的，这就在党内揭露了他们搞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当然是有意识这样讲的，是为九届三中全会处理林彪问题所作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