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路线需要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予以系统总结和概括，以作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方针。这种概括和总结也只有从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实践出发，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依据，完善和丰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验证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因而，报告应该以文革作为立论的中心，来论证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必要性、发展过程、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意义以及下一步发展的设想，这要在九大政治报告中予以系统论述，以作为今后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是政治上的需要。

    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固然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相比，毕竟还是第二位的。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并不表明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建设。因为单纯地发展生产力，就不能保证发展的目的为了谁？不能保证最广大的工农群众能够合理分享发展成果，避免两极分化，遏制腐败现象，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保持人民政权不变色。

    如果一旦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工农群众就要重受“二茬罪”，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必然为少数人占有，广大工农大众难以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因而，毛泽东从筑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出发，将文化大革命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是否象有些人说得那样：这是毛泽东的主观幻想，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呢？

    当然不是这样。毛泽东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作出了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芒的英明预见。

    如果在当时，或文革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倒还真是不好判断。然而在今天，我们不能不惊讶地看到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不断地从实践上验证了毛泽东当年的预见。

    在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以后，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导致国企的大面积破产，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被少数人获得，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道德伦理水平逐渐退化。开放过程中，中国二十八个产业当中的二十一个产业已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我国在经济上沦为殖民地的风险加剧。由此我们看到，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而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实践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

    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被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的少数人获得，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难以分享合理的发展成果。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经济精英榨取剩余价值、政治精英的权力腐败及文化精英舆论配合下的利润分享，这三股势力和国际垄断资本一起成为对中国发展成果的主要获得者，随着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势力的扩张，他们也有可能沦为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这种状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应该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去认识当年毛泽东和林彪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的分歧，解析这种分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远历史影响。

    而体现林彪观点的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又因何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报告的立论基础呢？

    一是认识问题。

    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体现出林彪认为进行经济建设来作为全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确实存在淡化文革的倾向。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中，林彪在文革和我国社会发展的认识上与毛泽东有着明显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才产生两个政治报告立论的差异。鉴于当时文化大革命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影响深远。按照惯例，政治报告应该理所当然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予以概括和总结，文化大革命当然会成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这是筑固文革成果，也是当时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上来说林彪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况且对于文革的发动，林彪也是采取支持态度的。身为当时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成员，他也不会不了解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主张和要求。但既然这样，林彪又为什么倾向于陈伯达起草的以发展生产力为重点的稿子呢？

    林彪当时对文革只能有两种认识：

    一种是像以前那样积极支持文革，认识到文革对我国筑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意义。如果这样，林彪就不会反对以文革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了。由林彪淡化九大政治报告以文革作为立论的基础可以判断，林彪并非这种认识。

    二是林彪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林彪本来是积极推动文化大革命的，也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出了贡献的人，而林彪却不主张以文革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而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这说明林彪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呢？这种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在政治报告中不以文革作为立论的基础，说明林彪对文革的必要性，文革对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前进，防止修正主义出现的重要意义产生怀疑，甚至动摇，认为文革是一个历史的小插曲，以后不能再搞了。

    另一个是利益的动机。

    经过文革，林彪成为党内唯一的副主席，军队副统帅，以四野干部为主的军委办事组掌握着军事大权，军队通过“三支两军”，控制了地方军政大权，林彪成为既得利益者。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就要解散的情况下，林彪主张淡化文革，担心继续进行文革，下一步打击的矛头会落到自己身上，以图避免七、八年以后再来一次的文革的矛头指向自身，这显然具有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这种对既得利益的维护驱使着林彪淡化文革，尽快结束文革，恢复所谓的“正常”秩序。这是林彪提出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的利益原因。

    文革才搞了一次，对其经验教训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总结，而林彪却主张淡化文革，使人看到林彪在文革的中途产生了动摇情绪，或者是想使文革从中途停顿下来，或者偏离其规定的方向（以文革来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又不能不使人怀疑林彪参加文革的动机，是真正怀着在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情积极投身文革，还是趁机谋取私利？也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中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疑虑。作为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也一定会从中看到他与林彪分歧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从林彪在九大上被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说明，这种由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的差异所反映出的毛泽东与林彪对文革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认识的不同，也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判断。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认识的不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不会感觉不到林彪的这种变化，特别是发动文革核心阵营里的重要人物有此认识，可能导致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前景，以及将来是否还能够采取文革这种方式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纯洁性产生忧虑。既然这样，那么九大上毛泽东又为什么同意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呢？

    这与刚才我们对林彪的分析似乎是矛盾的。毛泽东否决了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不仅表明他对陈伯达撇开张春桥、姚文元单独起草政治报告不满意，而主要地还是对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不满意。毛泽东也不会不知道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反映了林彪的观点。毛泽东否决了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实际上也就是对林彪主张的淡化文革，片面主张发展生产力观点的否定。这是一种思想认识的不同，这种思想认识的不同可以通过同志之间的批语与自我批评，沟通意见，交流看法，达到协调统一。正是毛泽东将这种分歧界定为一种思想认识的不同，而这种思想认识不同能够得到化解和解决，同时也由于林彪和陈伯达在文革发动阶段的贡献以及现实政治的需要等因素，毛泽东在慎重考虑后，才同意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陈伯达进入常委。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林彪和陈伯达在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分歧的不重视，不过毛泽东认为这是认识的不同吧了。这种认识的不同能否得到统一，这种认识的不同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毛泽东还要进一步观察。他希望通过沟通思想，交流看法，达到新的统一。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批评陈伯达时说：“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那么，这一次陈伯达起草的体现林彪观点的九大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决后，也会使毛泽东产生陈伯达在他和林彪之间投机的嫌疑。

    在围绕九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具有明显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分歧关系到中国政局的走向，核心是如何认识文革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表现形式是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和主导权。这种分歧当时只不过是停留在思想意识阶段，最后以毛泽东采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否决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而使这种争论暂告结束。

    在争论中林彪呈现消极地应付状态。由于林彪对毛泽东采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不满，林彪在九大召开前竟然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一次也没有看过，也不做任何修改，直到最后又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推给了毛泽东。[42]正是由于毛泽东和林彪对今后文革及中国政局发展的不同认识，才产生了他们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产生的分歧，不过这种分歧被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和军委办事组成员进入政治局暂时掩盖了。

    通过以上我们对毛泽东和林彪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的文革发展和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方面分歧的分析，我们发现武汉“七二0事件”后，就文革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

    毛泽东鉴于全面夺权后文革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同时急剧动荡的形势有使全国走向分裂割据的趋势，毛泽东以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为突破口，对文革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准备适时结束文革。而林彪则要以“七二0事件”为契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继续采取激进的措施来推动文革。

    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以文革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继续做好斗、批、改工作。而林彪则主张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这种片面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淡化文革的倾向，因为这没有真正认识到文革对于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和林彪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文革的发展及九大政治报告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文革对我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及文革进程的政策调整上。这种对文革的作用及其发展政策的不同认识，给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成为他们在政治上产生裂痕的内在动因。

    二、关于军队人事变动和指挥权限的分歧

    现在我们从军队人事变动和指挥权限方面来分析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出现的分歧。

    1、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分歧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代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文革开始后，在林彪主导下，军队出现了几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这些人事变动一般是由林彪提议，最后经过毛泽东同意后才施行的。如果将这数起人事变动联系起来考虑，将被提拔的人和打倒的人通过他们和林彪关系的远近进行对比并综合衡量，那么就会不得不使人对林彪搞的这种军队人事变动产生怀疑。

    现在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林彪主导下的军内发生的主要人事变动。

    （1）贺龙被打倒。

    因为林彪有病，贺龙曾经暂时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二月兵变”问题出现后，林彪于一九六六年八月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的材料。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43]据邓小平回忆：“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始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44]我们看到，虽然最后贺龙还是被打倒了，但在对待贺龙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当初态度是不同的。

    （2）罗瑞卿被打倒。

    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据张耀祠回忆说：“我给叶群处打完电话，来到主席住所等候她。过了一会儿，叶群来了，我对她说：‘主席还没有睡觉，谈话不要超过2小时。’我陪她进到会客室，主席早坐在会客室等她了。毛主席同叶群谈了2小时，她还没有出来，我到会客室催了第一次。到了3小时，我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谈了3小时了。”到了4小时20分钟了，叶群还没有出来，我又去催了第三次，我说：“已经谈了4小时20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我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说什么。同毛主席谈了4小时55分钟，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透出胜利的喜悦，上汽车走了。”[45]

    叶群这次禀承了林彪的意旨汇报了近五个小时，看来这次汇报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决心要把罗瑞卿给整下去的。毛泽东并没有反对张耀祠打断叶群的汇报来催促自己休息，说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将罗瑞卿的问题看得那么重，在对待罗瑞卿问题上他是和林彪、叶群有区别的。当时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回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区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那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46]

    （3）杨勇、廖汉生被打倒。

    北京军区是被林彪点名的不大听话的三个大军区之一。[47]当时杨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是北京军区政委。

    关于他们被打倒，后来徐向前回忆道：“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因所谓‘二月兵变’问题被揪出后，杨勇同志主持军区的工作，担子很重，也很尽职，有事及时向我们请示报告。杨勇是个好同志，是员战将。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对下级从来不摆架子，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月间，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对反彭黄不积极。这就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帐，一直耿耿于怀。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我们批评杨勇，要他检讨，目的是为了帮他‘过关’。可是，林彪一伙不会放过他的。京西宾馆的会议刚刚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掀起了揪斗、打倒杨勇的浪潮。一月二十三日，战友文工团一些人来我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我接见、表态，不接见就不走。我接见他们，说：杨勇同志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但那时说这些话，根本没有人听，已经不起作用了。”[48]

    从徐向前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林彪是要打倒杨勇的，廖汉生是因为受贺龙牵连而被打倒的。他们两人当时分别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鉴于北京军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打倒他们以后就有利于林彪控制北京军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消弱林彪集团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挖墙角”，就是要改组北京军区。这显然表明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对林彪的不满。

    （4）关于二月逆流问题。

    毛泽东虽然对这些老同志作了严厉批评，但实际上对他们是采取“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49]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毕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50]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51]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主张报告（指正在起草中的九大政治报告。—引者注）不讲‘二月逆流’。六六年冬季和六七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52]但林彪却主张严肃处理，肃清他们的影响。

    （5）关于杨、余、傅事件。

    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那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53]

    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54]在毛泽东那里研究了四次，毛泽东才同意打倒杨成武，并且还是留有余地，看来毛泽东对打倒杨成武是持保留态度的。

    对于杨成武的被打倒，聂荣臻（曾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回忆道：“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区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四月七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着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四月十六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我当时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55]

    聂荣臻看到了林彪反杨成武的山头主义的用意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和对林彪打倒杨成武的质问，实际上是对这个事件发生后的主动出击，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当时，毛泽东对聂荣臻采取安抚政策，用以化解他的忧虑和不满。

    林彪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上说：“最近从空军里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与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是把他打倒的做法。”[56]

    林彪是明确讲要打倒杨成武，杨成武是华北野战军的。打倒了杨成武，林彪提名黄永胜担任总长，而黄永胜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余立金是空军政委，打倒他显然是为了支持吴法宪，增强了吴法宪在空军的势力。吴法宪在文革初期受造反派冲击时，林彪救过他，况且他也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又是林彪提名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但他是华北野战军的。打倒了傅崇碧后，由温玉成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而温玉成也是四野林彪的老部下。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温玉成被冲击时，林彪也曾保过温玉成。一九六七年，林彪提议把温玉成从广州调来北京，委任他担负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这样的重任。[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