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杨成武后，林彪控制了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是一个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机构，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八月。最初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同年九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由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打倒杨成武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仍为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使林彪集团完全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58]

    据现有的史料表明，在打倒贺龙和罗瑞卿的时候，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都曾经写过揭发材料。[59]在贺龙和罗瑞卿被打倒后，他们三人都进入军委办事组，而且黄永胜和吴法宪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这样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则是出自四野的干部。林彪提议任命的干部主要是自己的属下，而打倒或调离的却是与自己有矛盾或是属于别的山头的干部。将这几起人事变动联系起来看，就不能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林彪的这种用人政策仅仅是一种认识问题，还是有一种利益的动机？如果是一种认识问题，那么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可以改正的。如果是一种利益动机，这种着重提拔四野干部，而排挤其它山头的干部，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单纯是为本山头谋利益吗？从这种狭隘的观念出发，一旦本山头的势力壮大以后，那么他下一步又要干什么呢？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统帅，毛泽东善于从细微处发现事态变化的苗头，进行揭示其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因而林彪的这种作法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层思考：

    （1）毛泽东和林彪在干部政策上的分歧。

    毛泽东说：“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60]

    用干部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干部路线。据李德生回忆：“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强调，高级领导机关配备干部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坚持‘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不要搞团团伙伙，我看这一条非常重要。”[61]

    在使用干部上从全党利益出发，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这是毛泽东干部政策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的干部政策是讲究五湖四海，对于党内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山头，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弱山头，消灭山头。”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能消灭了，所以不要怕。……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62]这是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党的干部政策中处理山头问题的一个光辉范例。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各根据地长期坚持独立发展的革命斗争等历史原因，我党我军形成了一些山头。因而，如何对待山头就成为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内容。山头现象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因而党的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山头。但山头是一个客观存在，要消灭它，就要首先承认它的存在。在中央提拔干部时要给各山头以必要的照顾，经过长期不断地干部交流，批评教育，时间的磨合，逐渐消弱山头，最终消灭山头。在干部政策上，不承认山头这个客观存在，不给各山头以必要的照顾，或是仅仅照顾了某个山头的利益，而忽略了各山头之间所形成的某种平衡，那么就不会调动全党全军的积极性，也就难以使中央成为全党的真正代表，甚至会挫伤某些山头的积极性，重演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作风。这将会激化党内军内矛盾，涣散人们的斗志，给革命事业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干部政策。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团结张国焘北上抗日，还作过较大的让步。毛泽东的用人政策体现了革命领袖以革命家的视野，大公无私，胸怀宽阔，从全党的利益出发，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以实现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由前面的史实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在文革期间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就在军队里面打倒或排挤高级领导干部。在军队若干主要领导部门的负责干部由于林彪提议而被打倒或排挤后，他又接着提议由自己过去的属下来接任这些职务，由主要出身四野的高级干部组成了军委办事组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而他自己则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这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在被打倒或解除职务后，新的领导干部的任用上显然违背了毛泽东在干部任用上的“五湖四海”政策，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毛泽东的干部政策发生冲突，不会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这里我们看到，林彪在文革期间，军队高级干部的用人政策显然与毛泽东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么林彪的这种用人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2）四野势力在军内崛起，导致各山头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后果与隐患，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在山头存在的情况下，不承认山头或过早地去消灭山头，都是不适宜的。这样不但不能消灭山头，反而在客观上会刺激山头主义的发展。因而只能在照顾它的同时，经过长期的限制与消弱，最终消灭它。

    毛泽东的干部政策是根据历史上各山头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关系，从这种历史上的力量对比出发，照顾到各山头的利益，因而形成各山头之间的平衡格局。军内各山头之间业已形成的某种力量的平衡，形成一种制约关系，互相牵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军队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军队在国家政权构成中的重要性，军队的稳定，是军队执行任务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因而，维护军内各山头之间的平衡，是保持军队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中央军委各部的干部就要照顾各方利益，从各山头提拔任用，只有这样才能够凝聚全军力量，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真正成为全军的坚强领导核心。

    而林彪在文革期间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却背离这一政策，主要提拔四野的干部组成中央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均出自于四野。温玉成落选政治局委员，免去北京卫戍区司令，则是林彪对其产生怀疑的结果。（这当然是林彪的一种误判）[63]

    关于军委办事组内部的活动情况，当年曾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回忆道：“我参加军委办事组活动一段时间后，就觉得同国务院业务组很不一样。讨论的议题事先不早早地告诉你，也很少印讨论文件。有些事情，是林彪交待的，但又不具体传达他的意见。讨论问题的时候，好象他们已经商量过了，由他们一两个人谈了意见，大家就不再发言了。在这种环境中参加决定问题，批办文件，是很难办的。他们在会前会后，往往在一起谈四野的历史，谈‘文革’中你争我斗的故事，或者练习书法，不同你交流情况。他们过去职务比我高，我对他们是尊重的，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好象戒备我什么。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64]

    “总政恢复办公半年时间内，没有批判‘阎王殿’，没有大肆宣传林彪‘五•一九’讲话，又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没有突出反映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在我们来说，是谨慎地按组织原则、政治原则办事，唯恐犯错误，并没有意识到触犯了林彪。可后来才想通，这就是我在军委办事组受冷落的原因。于是就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历史过程，军委办事组开始酝酿名单时没有我，是毛主席加上，还有李德生；后来他们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发‘论天才’的语录又不给我，军委办事组犯错误，毛主席又指出李德生除外。这个一内一外，耐人寻味。”[65]

    在军委各部和军兵种里面四野干部的大量提升，这就打破了军内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某种力量平衡，导致四野这个山头在军内的崛起。这种崛起会摆脱其它山头的制约，而实际上独控军队指挥权，从而形成大权旁落的事实。这必将导致历史上形成的各山头之间力量对比上的失衡，引起其它山头的不满和猜疑，激化军内矛盾，影响军队的稳定与团结，涣散军队的凝聚力，消弱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这也不利于保持军令的畅通和有效执行，不但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而还可能会导致枪指挥党的结局。这会造成一种严重的隐患。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从而引发毛泽东对林彪这一用人政策的进一步深思。

    作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生活，具有深邃历史洞察力的毛泽东，当然会严重关注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和隐患深感忧虑。睿智的统帅就是要防患于未然，堵塞各种漏洞，前面所述毛泽东点名让李德生参加军委办事组，即为采取的一个防范措施。不过，鉴于当时主要以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成员行为中尚未出现宗派作风，因而毛泽东这种忧虑只是潜存于心中，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当他们进行小组织活动后，毛泽东才指出他们的宗派主义错误和山头倾向。据李德生回忆：“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说过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 身边没有湖南人，他还批评了‘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当时我在想，这不是指林彪重用黄、吴、李、邱，搞自己的山头吗。”[66]

    （3）一连串的军内高层人事变动，也会使毛泽东作出进一步的思考：林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
由于林彪的这种用人政策，又会使毛泽东产生进一步的思考：这样的用人政策，能够赢得军心吗？能够协调好各方之间的关系吗？能够将全军凝聚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来担负未来的使命吗？这种消极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现在从逻辑上来进行分析林彪的用人政策。

    一个是认识问题，也就是在干部政策上的方法问题。不是从军队的全局出发，从全军范围来选拔干部，而是从自己过去带过的部队中，对自己比较了解、熟悉和信任的部下加以任用。林彪是一个从人民军队创立时就参加革命战争的人，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洞察军内各山头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熟悉毛泽东的干部政策，因而很难说林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退一步讲，既使林彪的用人政策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认识问题，那么这是不难解决的，从后来林彪事件的发展历程看，决不仅仅是一个认识和方法问题。

    二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又分为山头利益和个人利益。这两种利益虽然有所区别，但又密切相关，互相配合和支持。山头利益，就是为了照顾山头，而重用自己山头的人，为自己本山头谋利益。主要以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则明显表明这一点。一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任用军队领导干部时，主要选用自己的部下，那么，这种任命的公平、公正就会受到质疑，同时也会对林彪的公信力和胸襟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就难以起到增强全军凝聚力的作用。这是主持全军工作的领导人的大忌。这种山头利益会对全军工作的开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林彪这种照顾山头利益的作法，不仅仅是处于对本山头的厚爱，而是想通过对山头利益的照顾来维护和筑固个人利益，发展自己在军内的势力，实现个人的企图，以求攫取军事指挥权乃至更大的权力而有意为之。

    当然，林彪提议的军内高层进行的这一系列人事变动，最终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因而毛泽东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为此作过多次自我批评，显示了人民领袖的宽阔胸襟，也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67]

    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中写道：“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指杨、余、傅事件。—引者注。）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68]

    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中写道：“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69]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要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IFCRITICISM,自我批评。”[70]

    我们看到，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对过去自己批准过的这些被打倒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一一平反昭雪的同时，还带着愧疚和自责的心情多次在党内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毛泽东的这些批语和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时这些军内高级领导干部被打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但最初都是林彪提议或坚持下实现的。对这些重大人事变动的每一个具体事件，或许带有偶然性，但是对这一连串的人事变动综合起来进行观察，就不能不承认这里面所隐含的一种必然性，也就不能不使人对林彪的这种作为产生怀疑，这在当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由此看来，紧张复杂的党内斗争确实有必要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出发，通过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观察思考，并且往往将最坏结果作为布置工作的出发点，以便于及时做出相应的对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在林彪有意为之的军队高层人事变动，打破了军内历史上形成的各山头之间的平衡格局，导致四野力量在军内的崛起。这种军内某一山头力量在军队高级领导机关的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和隐患，形成毛泽东的隐忧。这种隐忧使毛泽东看到因林彪的用人政策透射出的动机和目的最终可能给军队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由这种分析出发，我们认为林彪的作法在当时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促使毛泽东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当然，这在当时仅是毛泽东从逻辑上推演出的林彪提议进行军队人事变动的一种可能性，尚处于毛泽东的思想意识阶段。鉴于这种状况仍在发展，同时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他的意图当时也尚未暴露，毛泽东对此也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才能做出确定的判断。

    2、关于“揪军内一小撮”产生的分歧

    关于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直至最后被毛泽东否决，当时曾经身临其境的林杰有一个详细回忆，我们不妨引述如下：

    “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1967年1月关锋、王力等按林彪指示起草的军队内部文件：《军报宣传方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揪军内一小撮”辞条说：“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军报宣传方针》最早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所说的四人是关锋、王力和胡痴、唐平铸。当时王、关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宣传小组成员。该文件全名为《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又称《军报宣传要点》。该文件起草后，排印稿上署名的就是上述四个人，由《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亲笔在这个文件上签名上报全军文革和林副主席。林彪在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

    《军报宣传方针》经林彪批示同意后，没有下发全国。“宣传方针”没有经毛主帝批准，是不能下发全国的。《军报宣传方针》，经林彪批准后，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接着，1月1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社论说：“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冲破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报社论如此卖力地执行林彪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鼓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而置中共中央的“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于不顾。社论贯彻的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军报宣传方针》。“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军报宣传方针》和军报社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是1967年《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八一社论”。 7月中旬，关锋在新疆驻京办事处，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小组会议，布置纪念建军节的宣传工作，参加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后来中央正式发了《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七二0事件”还未发生。会上关锋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有《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可证。我回到《红旗》，向编辑部的社论评论组作了传达。决定社论由《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卢起草后给我看，我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他看了觉得不行。他叫我负责起草。我起草后，题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即送关锋审改。这时，“七二0事件”已发生。关在审改时，加了一大段话，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军口号，就送陈伯达批发。关增加的原文如下：“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枇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红旗》1967年第12期)

    “揪军内一小撮”显然是根据《军报宣传方针》。在党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是第一次。社论没呈请毛主席审批，关锋有责任，陈伯达责任更大。

    这一期《红旗》还有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是根据关锋的指示为支持“七二0事件”由我写的。文中的“党内、军内一小撮”，是完全按经王力篡改的中央给武汉市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上的提法写的，题目是关锋定的。

    7月底，关锋指示我在《红旗》上，转载7月22日《解放军报》红尖兵(林立果)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关锋还指示我，转载同日《解放军报》吹捧红尖兵文章的评论员(关锋)写的：《推荐一篇好文章》。林立果和评论员文章都提到要“揪军内一小撮”。

    《红旗》“八一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后，8月10日左右，我听到社会传说毛主席严厉批评“八一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乱军’，是‘毁我长城”。大约8月13日，总理在人大会堂也说：“这期《红旗》有错误．但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冲《红旗》”毛主席批评之后，林彪即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划掉“军内一小撮”并批示：“不用，退林彪同志。”大约也在此时，我听到消息：“叶群叫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别人加进去的。”(陈再道：《武汉“七•二0事件”始末》)

    虽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与我无关，但社论毕竟是我写的。毛主席批评《红旗》“八一社论”后，我感到有些紧张，便正式问关锋，主席对社论到底怎样批评的。关说，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冲击军队。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不能指挥军队。“党内一小撮”包括了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另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提了。我听了关的传达后，建议再写一篇社论以弥补十二期社论的错误。经陈伯达和关锋同意后，我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军内一小撮”，要拥护军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解放军不能乱。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苏修最可靠的力量。陈伯达审批时，把题目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论这个提法同“揪军内一小撮”是对立的。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没有公开对《红旗》“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作自我批评，更缺乏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深刻批判。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八一社论”以中央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很大；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批发是关锋与陈伯达的责任。对《红旗》社论进行自我批判，应由陈、关决定。我虽有责任，但无权越俎代庖。

    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他也不会说这样的话。毛主席只说：‘揪军内一小撮’是完全错误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的。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在1967年9月30日的的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会后，9月1日，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革委套会议上，江青讲话说：“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我们只提党内一小撮，因为不管党、政、军各个战线，都是党领导。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到处揪什么‘老谭’，到处揪‘陈再道’”“这祥打乱我们的军队，是自毁长城。”总理和康生等也都赞同江青的这个讲话。他们都没有说，提“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8月22日，总理在接见广州代表时也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周恩来年谱》第18l页)为什么毛主席不说，“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呢?因为毛主席早己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乱军，就是“毁我长城”。中央文件也早已指出“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因此，根本不是不策略问题。说这个口号是策略错误，实际上是替“揪军内一小撮”辩护。
尽管纪念建军节时，《一封信》和两报一刊社论都仍提“揪军内一小撮”，但杨成武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根本不提“揪军内一小撮”。他是按毛主席指示回京主持招待会并讲话的。显然，不提“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
 
    “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大体经三个阶段。1967年1月10日，林彪批准了王力等四人写的《军报宣传方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接着《解放军报》于12日和14日相继发表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主席发出《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亲自加写了一条：“不许冲击军队问题”。这是斗争的第一阶段。

    1967年《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关锋在社论中增写。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毛主席见了，指出是“反军”、“毁我长城”，并告中央文革小组：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林彪闻信，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把“军内一小撮”划掉，批退林彪。当时毛主席没有追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如果不再提这个反军口号，问题可能就此结束。这是斗争的第二阶段。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1967年7月26日，王力明知冒犯党纪国法，竟在被毛主席批退的中央《一封信》中，偷偷加上“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此文件发出之后．人们以为这是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播电台．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队。北京红卫兵提出了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十万火急跑到全国去揪。8月底，北京出现了以红代会名义发到福建前线的一份电报：“北京来电，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到福建抓军内一小撮，现在先来一千，其余随后来。”陈伯达看到这份电报后，大骂红卫兵“荒谬”。瞎闹”。(《陈伯达等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么大的事，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问题根本不在红卫兵，而在于王力篡改中央《一封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造成很大混乱，形势严峻。幸好问题被毛主席所觉察，并查明了擅加者是王力。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同时把他隔离审查。[71]

    由此看来，“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一九六七年一月首先提出来的，随后《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宣传。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的讲话中又重申，王力在毛泽东已经批示的《中央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又私自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最后通过《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推向全国。毛泽东批评《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并否决林彪报送的含有“揪军内一小撮”提法的《军报宣传方针》。

    那么，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又为什么强烈反对呢？

    从党内程序上来说，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样一个口号，是应该报毛泽东批准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今后一个时期内斗争的方向，而且也关系到军内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及军队的稳定，也关系到军内重大人事变动和调整。可是林彪却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情况下不但提出来在军报宣传，而且在公开讲话中又一次重申，最终通过《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以中央的名义作为一个号召推向全国。这固然是在武汉发生“七二0事件”后，有这样一个特殊背景，像这样一个口号的社论在党内程序上也还是应该报经毛泽东批准的。除了我们在前面分析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发展方面的分歧外，“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提出，势必将斗争的矛头引向军队，从而引发军队的混乱、分裂，甚至内战。

    下面我们主要从“揪军内一小撮”对军队的冲击和林彪的动机方面予以分析：

    （1）军队稳定的重要性。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作为经历过艰难复杂军事政治斗争的毛泽东来说，是深知军队稳定对政局稳定的重要性的。

    文革开始后，党政机构，文化教育单位，工农业等许多行业遭到冲击，一时天下大乱，这个时候军队介入文革，执行“三支两军”，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文革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只要军队稳定，并且控制住军队指挥权，即使社会上出现混乱，也能够予以及时扼制，不致于出现失控，酿成分裂动荡局面。在平时，军队稳定关系到社会稳定。在文革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军队稳定对社会稳定就更具有特殊意义。

    虽然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指出军内有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但那是就全局讲的，是一个泛指。鉴于军队的特殊性，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不能照搬地方的方式，而要有自己特殊的方式，以求维护军队的稳定。毛泽东对军队文革的态度，似乎是军队要进行文革，在文革的洗礼中改变官兵的精神风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又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要处理好在军队进行文革和稳定的关系。

    （2）冲击军队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前面已经说过，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直接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这个时候冲击军队，或者导致军队混乱，难以履行职能，混乱局面将进一步加剧；或者导致军队之间矛盾激化，全面内战，酿成割剧分裂的局面。在这种局势动荡，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文革也最终会以失败而收场。这种局势的混乱已经偏离了文革的既定轨道，因为文革本来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文革是一场“演习“，而并非一场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因而毛泽东在局势混乱到可能脱离文革的既定轨道时，就要采取措施，制止混乱的升级。军队的“三支两军”就是扼制混乱升级的主要措施之一。

    当时要控制混乱，使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就要依靠军队介入，实行有效控制，这就要求军队首先保持稳定。而“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导致冲击军队，引起军队的不稳定，而军队自身不稳定不但难以正常履行“三支两军”的职责，难以稳定局势，而且还会导致局势继续恶化，脱离文革的既定轨道，最终出现全面内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