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周总现打电话给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
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
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
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
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73]
从张云生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认为林彪向他口述紧急指示的时间是十月十八日。因为他在回忆中说林彪到达苏州是十月十七日,是在第二天下午向他口述的紧急指示。但我们从汪东兴的回忆中分明看到由林彪处发给总参的电话记录的标题是《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黄永胜在收到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的电话纪录后,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名义紧急传达到全国十一个大军区和海空军及卫戍区。[74]由于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引用的是当时电话记录的复印件,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以汪东兴的回忆录中的时间为准,张云生的回忆时间有错。
(1)从“第一个号令”的实施看,是要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里的关健问题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就由军委办事组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在全军下达执行。这显然违犯了军队的指挥程序,分散了军队指挥权,显示出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我们由此对“第一个号令”进一步分析如下:
①从“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来看,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是一般性指示,还是涉及到军队指挥权问题?
军队指挥权关系到能否指挥调动全军,能否控制军队的问题,这和对军队的一般性指示是有重大区别的。从这种重大区别出发,我们可以通过判断“第一个号令”是对军队的一般性指示,还是涉及到军队指挥权问题,来进一步分析“第一个号令”的下达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我们从“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来分析,这并非一般性指示,像各军区立即组织战时领导班子,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就涉及到军队的指挥权问题。退一步讲,就是关于军队的一般性指示,向全军下达也要经过毛泽东批准,更何况是关系到军队指挥调动的问题了。林彪紧急指示的执行,实际上表明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林彪就可以指挥调动全军。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
②“第一个号令”的下达执行违反了军内指挥程序。
林彪的紧急指示按军内指挥程序是否必须报经毛泽东批准才可下发全军执行?
按照惯例,像这样涉及全军行动的大事,必须报经毛泽东批准,才能下达全军贯彻执行。林彪实际上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经过军委办事组向全军下达了“第一个号令”。因为像这样全军行动的大事,毛泽东批准后一般还要在常委中间进行圈阅后才下达执行。因而林彪的紧急指示实际上破坏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体制。况且像林彪这样具有丰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的领导人,熟悉党内和军内的组织程序,不会认识不到他发布的紧急指示涉及军队指挥权这一重要而敏感的问题。
我们从林彪一九六六年五一八讲话中也可以看到林彪非常清楚军队领导权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性的。既然这样,林彪知道其紧急指示涉及到军队指挥权问题,又深知军队指挥权对于掌握军队和政权稳定重要性的情况下,仍然要这样做,就只能是有意为之。特别是在秘书提醒的情况下,仍然“先斩后奏”,显然这是不能用疏忽大意来解释的,而是有意这样做。因为以林彪的身份和阅历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
③从“第一个号令”的时效及林彪和毛泽东的联系是否中断方面来分析,林彪的紧急指示是不是十万火急,必须马上下发,没有时间和机会向毛泽东请示了?
尽管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战备疏散。林彪到了苏州,毛泽东到了武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通信联系是畅通的,林彪并不存在和毛泽东联络的困难。
那么,林彪的紧急指示是不是必须立即下达执行,而来不及再报毛泽东批准了呢?林彪的紧急指示并非战争时期的紧急电报,因军情紧急需要立即回电答复,兵贵神速,因而来不及请示。我们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可知,林彪口授的指示记录整理后,又压了两个小时,才由秘书张云生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发向总参。总参于十月十七日收到林彪的紧急指示后,又隔了二十六个小时才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军下达,因而这绝不可能是没有时间和机会请示的问题,而只能是根本不愿意请示。
由此看来,林彪是有时间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的。尽管有中苏之间关系恶化,存在战争的危险,处于加强战备的需要,但林彪在通信联络畅通,而且有时间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全军调动的指示,这是非同寻常的,也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
④从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对林彪紧急指示的执行方面来分析,可以发现军委办事组和林彪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总参收到林彪的紧急指示后,未经向毛泽东请示批准就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全军。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的迅速下达实际上表明其码在军委办事组内认可了林彪对军队的实际指挥权。
有人可能要问:八一社论就写有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既然社论都这么讲,为什么林彪“第一个号令”就是超越职权的违轨行动呢?在宣传中这样讲,是从文革发展的政治形势出发,而在实际上军队指挥权自有严格的运行程序,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本来,按照军委指挥机构的运行程序,总参在接到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后,应立即进行复核,像这样涉及全军行动的紧急指示,按组织程序要在请示毛泽东后才能下达。作为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不会不明白这个程序。据前文我们知道,总参收到林彪秘书张云生由林彪处发来的紧急指示应当是十月十七日晚七时左右,下达全军是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总参收到林彪紧急指示到下达全军整整过了二十六个小时。这里是有足够的时间向毛泽东请示的。但黄永胜非但没有把好这个关,而是在未向毛泽东请示的情况下就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执行。
这不仅使毛泽东产生疑问,黄永胜到底是执行谁的命令?这个总参谋长的组织纪律性那里去了?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七0年八、九月间南巡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75]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76]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77]当然是有所指的。这种批评不能不使人想起黄永胜签发的“第一个号令”。
(2)“第一个号令”是林彪为了达到检验自己对军队指挥调动而有意采取的行动。
为了使自己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能够顺利下达执行,而又规避风险,林彪作了精心的谋划。我们下面就从林彪选择发布紧急指示的时机、方式、意图和所要取得的效果等方面予以分析。
①“第一个号令”下发的时机选择。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发布有一个背景,就是中苏之间存在战争危险,出现了边境冲突,苏联对中国发出战争叫嚣,甚至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发布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歼灭入侵之敌,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林彪是在未经批准或授权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发布的紧急指示,且又严重破坏军队指挥体制,因而这是令人生疑的。这实际上不过是掩人耳目,进行战略试探,借机攫取军队指挥权。
林彪选择在中苏处于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发布的紧急指示,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以此为烟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免引起别人的察觉。又可以一旦被否决,就以中苏战争为幌子,留下从容回旋的余地,尽可能消除不利的影响,因而林彪要选择这样的时机来发布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
②“第一个号令”下发的方式选择及意图。
我们现在从林彪紧急指示下发选择的方式上来进行分析。
一是将紧急指示报经毛泽东批准。
毛泽东批准后,有两种下发的方式可供选择:
以中央名义下发;
或仍用林彪名义下发,但有军委的转发通知。
那么林彪为什么不报告毛泽东呢?
因为报告了毛泽东,无怪乎两种结果,一种是批准,一种是不批准。如果毛泽东不批准这个紧急指示,林彪就难以通过实施这个紧急指示所要达到的效果。通过这种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式的游戏,来检测自己对军队的指挥调动能力。如果毛泽东批准了这个紧急指示,在当时的运行体制下,像这样涉及全军指挥调动的指示,是不可能以林彪名义下发的,当然只能以中央军委或毛泽东的名义下发。退一步说,既使以林彪名义下发,也要由军委起草一个转发通知,这样对各军区和军兵种下发的战备命令还是起不到检测自己对军队指挥调动能力的效果。
二是未经毛泽东批准就下发紧急指示。
这也有两种下发的方式可供选择:
以中央名义下发;
或仍用林彪个人名义下发。
我们看到,林彪没有选择未经批准就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明显是盗用中央名义,更露骨地显示出林彪越权发布命令攫取最高权力的行为。因而林彪就决定先斩后奏,选择未经毛泽东批准而以个人名义下发的方式,直接向总参下达了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执行。因为选择这种方式既可以检测林彪的指挥调动军队的能力,同时又不会显出咄咄逼人的气势,授人以柄。既使被否决,追查下来,以个人名义比用中央名义发布紧急指示更易于逃脱责任,消除负面影响。同时,林彪还想借机试探一下毛泽东对此的反映,摸一下毛泽东的容忍底线,以作为下一步行动的依据。
(3)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的态度及这个事件对毛、林关系的影响。
人们不仅要问:毛泽东到底收到过由林彪处发来的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了吗?烧掉的传阅件到底是总参发来的,还是由林彪处发来的呢?毛泽东为什么对传阅件用“烧掉”这个词呢? 我们看到,毛泽东收到林彪“第一个号令”的传阅件后,自己点火将传阅件烧掉了。毛泽东烧掉的传阅件是从总参发来的,还是从林彪处发来的呢?
汪东兴的回忆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经过分析认为毛泽东烧的显然是总参发来的传阅件。
因为汪东兴在回忆中说明这个传阅件是在周恩来阅后送呈毛泽东阅的,注意这是急件传阅,也就是林彪的紧急指示已经下达执行,而并非是申请批准。后来周恩来又与当天晚上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过这个传阅件没有,正是因为此事预先没有在常委内部传阅,周恩来此前不知道此事,所以他才专门于晚上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过这个传阅件没有。
在毛泽东和林彪疏散外地后,周恩来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而总参的传阅件应是先报周恩来,然后周恩来阅后送呈毛泽东阅的,总参走得是这个程序。林彪是不用这个程序的,因为周恩来在军内没有任职,而林彪在党内名列第二位,当时比周恩来地位高,又是副统帅,从组织和指挥程序上来说由林彪处发出的紧急指示应该首先呈送毛泽东请示批准,而不是就紧急指示的下发去向周恩来专门请示。况且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有专门联系的渠道,这又并非是在常委内传阅,不必非要经过周恩来转发,因而由林彪处发出的紧急指示是不会发给周恩来的。
由此我们判断毛泽东烧掉的是总参发来的传阅件。
那么,此前毛泽东是否收到由林彪处传来的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
现在我们尚未看到这方面的确凿史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看,张云生提议报告毛泽东被林彪和叶群接受,由叶群负责报告毛泽东。叶群会不会把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及时报告毛泽东呢?
我们从逻辑上推测叶群不会不将林彪的紧急指示报告毛泽东。因为林彪和叶群不会不知道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下发这样的关于全军调动的命令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向毛泽东报告了,以后这件事一旦查问下来,就有利于自己摆脱责任,逃脱干系。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掩饰自己的目的和行动。
当然要选择报告的恰当时机。叶群不会提前报告毛泽东。因为提前报告了毛泽东,一旦毛泽东予以反对,紧急指示就要废除;即使毛泽东同意,也仍然难以检测到在未经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向全军发布命令的效果。叶群也不会在总参的“第一个号令”下达之后报告毛泽东,因为那样更明显地是先斩后奏,违犯纪律,破坏指挥程序了。叶群报告毛泽东的时机应该选择在给总参的紧急指示发出后而总参的“第一个号令”向全军下达前。在向毛泽东报告的时候还要有意隐瞒这个紧急指示已经发给了总参。
因而我们据此推测,叶群应该是将林彪的紧急指示报告了毛泽东的。毛泽东在收到总参发来的传阅件前,应该收到了叶群发来的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但就是收到了由林彪处发生的紧急指示,也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林彪的关于战备问题的紧急指示就由总参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执行了。这也同样是先斩后奏,不过手段更为隐蔽吧了。
我们现在尚未看到毛泽东在收到林彪处发来的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的反映。
当时毛泽东不知道林彪在将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向他报告的同时,未经批准就已经向总参下达了。而总参也在未经上报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向全军下达了“第一个号令”。
看来,当时毛泽东对林彪处发来的紧急指示,或批准,或未批准。既使批准,可能在尚未退回林彪处或转发总参的情况下(既使退回林彪处或转发总参,也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收到传阅件。这从传阅件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来。),收到了经周恩来转来的总参传阅件。这才是毛泽东对此加以不满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行动,一个严重的事态,果断地做出决定:烧掉。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的处理决定用的是“烧掉”这个词,也是经过斟酌的,是慎重的。用“烧掉”这个词,既表明了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的坚决反对,将它予以取消。鉴于林彪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从维护林彪威望出发,因而毛泽东没有用“废除”、“作废”这样的词句,也没有为此追究责任。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第一个号令”固然产生于中苏之间存在战争危险,处于加强战备的需要,维护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但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涉及到全军的调动,这不是一般性的指示,而是涉及到军事指挥权的大事。在通信畅通的情况下,林彪在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下达关于全军行动的紧急指示。总参接到林彪的紧急指示后,也没有及时按程序上报批准,竟然迅速下达全军执行。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第一个号令”虽然是由黄永胜签发,但要经军委办事组成员圈阅通过,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出自于林彪任司令员的四野,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意识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鉴于林彪是当时的接班人,军委办事组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一旦形成,并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这种关系是否带有宗派的性质,毛泽东还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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