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四月十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98]

    （4）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99]

    （5）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100]这是他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101]

    一九七0年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102]

    据吴法宪交待：八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八月二十一日，叶群又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103]

    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方面的分歧和矛盾又间接表现在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的争论上。

    一九七0年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

    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大的斗争。[104]

    我们看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就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进行了反复斗争。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他们各自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而且还表现在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的斗争上。当然也有一些不明究里的人在助威附和。这是毛泽东和林彪就设立国家主席问题进行的初步交锋。

    毛泽东拒绝了林彪的意见。林彪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以此来掩饰自己的行动。在这个时期，林彪采取的是向毛泽东建议的方式，一般来说，还属于认识范围。不管这种主张正确与否，在党内生活中是允许的，基本上也是正常的。

    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非同寻常的迹象。比如按党内程序，常委之间有不同意见，应在常委会上提出，经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除非是征求意见，或常委之间因关系恶化难以就某一问题进行正常的讨论，一般来说，是不宜将常委之间的分歧贸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政治局会议来决定常委之间分歧的。林彪在毛泽东已经否决他所提的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后，却在未和毛泽东交流看法的情况下，而直接将他主张的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这实际上是在政治局内公开了他和毛泽东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可以设想，在林彪向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被否决后，林彪是想打着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通过政治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取得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支持后，迫使毛泽东接受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

    由此我们看到，林彪一改过去尊重毛泽东的态度，而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时候和毛泽东“摊牌”，这就为他以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非组织活动埋下了伏笔。

    2、毛泽东为什么不担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为什么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呢？在修改宪法时，不设国家主席，确实是国家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当然，我们可以从文革期间精简国家机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角度，来理解不设国家主席。如果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分歧是集中于这一方面，这不过是一个国家体制变革的认识问题。彼此之间分歧，可以通过交换意见、切磋和协商的方式不难得到解决。可是，非但如此，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就说明他们的分歧决不是设不设国家主席这样一个关于国家体制变革的认识问题，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从当时的情势看，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呢？我们分析如下：

    （1）毛泽东认为自己再担任国家主席，会使人们认为文革是一场他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夺运动，从而严重削弱文革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我们知道文革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为了培养一线领导人，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主动辞去国家主席后由刘少奇接任。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自然也就失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

    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演习，是毛泽东试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探索一条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尝试，是一场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实践活动，毛泽东后来将其列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由此可见，文革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按毛泽东的设想，今天革除了修正主义，只要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存在，以后还可能再次出现。因而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周而复始地进行这样的革命运动，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如果毛泽东这时再担任国家主席，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毛泽东进行文革不是因为他和刘少奇之间存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分歧，不是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不变色，而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毛泽东为了揽权才将刘少奇打倒，从而会使人们产生文革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才发动的运动。这不利于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必要性，也会严重败坏文革的声誉，使人们难以正确认识文革是使社会主义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可靠保证，文革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毛泽东认为自己再担任国家主席，会对当时的政局发展，党内干部状况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文革开始后，大批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或下放工厂、农村和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干部的特权，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大为减少，干部的权力受到群众的监督和制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了初步成效。当时有不少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由此滋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在不同程度地抵制文革，诋毁文革。如果毛泽东此时再担任国家主席，不但和当时文革中机构精简，干部下放的大趋势不协调，而且会给这些人以口实，难以化解矛盾，缓和他们的情绪，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和文革成果的筑固与发展。

    （3）毛泽东认为自己再担任国家主席，繁重的国务活动和外交应酬，会使自己无谓地消耗精力，难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考虑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在谈到自己辞去国家主席的原因时写道：“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 [105]

    一九七0年的毛泽东，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人到暮年，精力不济，如果再担任国家主席将会给自己带来相当大的负荷，难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考虑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同时，毛泽东最讨厌繁文缛节，生活洒脱大度，早就希望摆脱事务性工作，从理论和战略的角度研究一些问题。

    毛泽东在辞去国家主席的时候说：“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106]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紧急需要的时候”，从这段话中来分析显然说得是指战争的时候，他可以再担任国家主席，但现在又没有出现这一情况。因而，毛泽东认为是不适宜再担任这一职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