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五、六月间，在武汉期间，毛泽东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有一次，他针对林彪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像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90]

    一九七0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在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不是社会帝国主义？》送审稿中将称颂毛泽东的话删掉后，写下了这个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91]

    从以上引用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不但进行严格限制，而且也明确反对。

    在毛泽东多次反对的情况下林彪仍在他的讲话和报告中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比如就是在一九七0年五月十九日，林彪仍在说：“不能离开中心。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92]，这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忧虑。他们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逐渐显现并尖锐化。如果说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容许个人崇拜是为了文革的发动，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的需要，还有实行的必要。那么，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也已经被打倒，林彪又为什么在毛泽东多次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在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

    毛泽东可能在想，林彪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别有用心呢？他搞个人崇拜是不是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呢？文革初期曾经有群众组织为了提高政治地位和号召力，对毛泽东思想采取形式化和庸俗化的作法，以显示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而林彪在毛泽东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搞个人崇拜，其真实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夺取毛泽东思想的发言权，增强政治优势，借以达到清除异己，筑固个人权势的目的呢？

    那么，林彪又为什么采取鼓吹个人崇拜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这实际上是一种巧妙的包装，将自己打扮成毛泽东思想的卫护着，以此获得清除反对派的政治资本，来达到筑固个人权势的目的。同时，又能够较好地掩饰自己的主观动机，剥夺反对派攻击的借口，达到个人政治目的有效手段。特别是林彪在军队高层人事变动、“揪军内一小撮”、“第一个号令”、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以及文革的发展等方面的分歧产生并逐渐尖锐，林彪的言行出现了极大的反差的情况下。表面上不断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在实际行动上却并不尊重毛泽东，另搞一套，不断谋求个人利益，这就不禁会使毛泽东对此产生疑问：林彪到底要干什么呢？这会使毛泽东透过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表象而看到隐藏在背后的逐利动机，导致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发生变化。

    3、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天才”的争论将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推向高潮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容许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是处于发动文革和打倒修正主义和走资派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文革发动起来以后，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被打倒以后，再搞个人崇拜就没有必要了，有害无益了。于是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乃至反对个人崇拜了。

    毛泽东容许或反对个人崇拜，都不是以个人利益为着眼点，而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襟怀坦白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而林彪则仍然不顾毛泽东的劝告继续鼓吹个人崇拜，两人的分歧逐渐显现。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逐利动机，进而发展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和林彪在关于个人崇拜上的分歧和矛盾迅速激化并公开化，并由批判“天才论”走向高潮，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

    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矛盾的爆发，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林彪鼓吹“天才论”，并为此专门进行了讲话。陈伯达则选编了论天才的语录。林彪反对毛泽东修改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毛泽东多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自己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鼓吹“天才论”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设国家主席放的烟幕弹。以鼓吹“天才论”来表明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夺得拥护毛泽东的发言权，取得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打击反对派，孤立毛泽东，争取舆论，把握主导权，以达到设立国家主席的目的。当毛泽东发现林彪借鼓吹个人崇拜来谋求个人利益和攫取最高权力的行为时，就清醒意识到林彪这时鼓吹天才的用心，因而明确反对个人崇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从理论上痛批了“天才论”， 揭露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利益动机，揪出了陈伯达，保护了林彪，从而使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发展到高潮。

    林彪用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实际行动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毛泽东一再反对的情况下仍然鼓吹个人崇拜的用心昭然若揭，成为毛泽东对林彪认识发生本质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毛泽东与林彪关系走向破裂的重要原因。本来，设国家主席是一个认识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林彪却采取非组织的活动，显然是不正常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因为其行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和斯诺的谈话中就谈到个人崇拜：

    毛主席：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不同了，崇拜的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主席：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的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93]

    从毛泽东这个谈话中我们看到，他认为在文革发动阶段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在文革发动起来后，现在就没必要搞个人崇拜了。他没有被当时个人崇拜的表象所迷惑，而是清醒认识到当时搞个人崇拜的人复杂动机和不同态度，因而对当时搞个人崇拜的人的判断是冷静的，审慎的。这在原则上当然也适用于对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分析。林彪在毛泽东一再反对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这么卖力地推行个人崇拜呢？林彪到底属于这三种情况的那一种呢？一个崇敬毛泽东的人，为什么不听毛泽东的话呢？这是对毛泽东真正的崇敬吗？

    显然，从林彪置毛泽东的多次反对于不顾，仍然在竭力鼓吹个人崇拜的事实来分析，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用心令人怀疑。我们注意到这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谈话，从此前我们曾分析的林彪一系列的行动来看，毛泽东实际上是将林彪划入鼓吹个人崇拜的第三种人了。

    现在我们从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及其变化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

    林彪当时搞个人崇拜，或者是处于对毛泽东的真正爱戴，积极投身并支持文化大革命；或者是林彪想通过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借机获得个人政治优势，打击反对派，扩充实力。林彪当时到底是那种心态呢？

    林彪是一个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转战南北的高级将领，对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毛泽东的智慧和领导艺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胜利进程的巨大作用不仅有着切身体会，而且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对毛泽东思想新形势下在军队的普及，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林彪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当时的客观事实出发，林彪当时鼓吹个人崇拜确实促进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因而，如果说当时林彪就是怀着野心，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借机发展个人势力，阴谋夺取最高领导权，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如果说林彪当时是怀着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虔诚，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没有私心杂念，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后来林彪的作为已经作出了证明，而支配这种作为的动机又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

    由此我们认为，当时林彪投身文革的动机是复杂的。既有处于对毛泽东的爱戴和为了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一面，也有想筑固个人势力，排除异己的企图。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确实为文革的发动和清除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由这个效果来推测其动机，认为在开始阶段虽然他存在着个人私心和名利观念，但其拥护毛泽东，投身并支持文革的动机占主导地位。后来随着个人势力的膨胀，林彪的那种借机谋取个人利益，攫取最高权力的动机逐渐占了上风。不论为公为私，林彪都是打着个人崇拜的幌子来谋取利益的。在文革发动起来，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被打倒以后，林彪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多次反对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仍然还变本加利地鼓吹个人崇拜，就令人生疑了。

    为什么林彪要置毛泽东的警告而不顾呢？鼓吹个人崇拜，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旗手，但却不听毛泽东的话，仍然在搞毛泽东反对的个人崇拜。这就不仅让人深思，林彪如此明显地言行不一，肯定是另有所图。那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干的和文革发展的大局还能一致吗？要不然为什么不和毛泽东保持一致，限制个人崇拜，服从于当前政治发展的需要呢？

当然，我们的这种判断不过是一种理性的推测。我们的推测有没有一种现实的依据呢？当然有。像军内重大人事变动、“揪军内一小撮”、“第一个号令”、关于文革发展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分歧，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天才论”的分歧将他们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推向高潮。这些在文革中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判断，也进一步说明了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确实是另有所图的。他打着鼓吹个人崇拜的旗号，暗渡陈仓，借机扩充个人势力，妄图攫取最高权力。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我们说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动机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动机发生了重大变化呢？

    刚才我们在分析中已提到，林彪谋取个人利益的动机在他开始鼓吹个人崇拜的时候就存在，不过是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已。后来随着林彪个人地位的变化，他提议的军内重大人事变动调整，主要以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的建立，“三支两军”后军队干部主导地方政局的形成，在此背景下，林彪野心膨胀，谋取个人利益的动机逐渐明显。这种逐利动机日益显露出来，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文革造成的态势倒是为林彪攫取最高权力提供了机会。在林彪当时势力膨胀的情况下，林彪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谨慎行事，克尽职守，积极贯彻领袖意图，完成文革；

    另一种是利用已有的势力，攫取最高权力。

    但是林彪却选择了第二种。也正是林彪的这种选择才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身败名裂。当然他做出这种选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世界观问题。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名利观念的深刻影响是林彪选择错误的根本原因。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能够誓守一种道义价值，忠贞不渝，坚守正道，是不容易的。这确实是对人的一种重大考验。

    4、毛泽东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他们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

    本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猛烈批判“天才论”，将陈伯达揪了出来，责令黄永胜等人作检讨，但对林彪采取保护措施。

    在毛泽东起草的《我的一点意见》中，谈到天才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94]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突然作了称“天才”的讲话，而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接着在小组会上就称“天才”的问题发言表态支持，林彪当然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但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毛泽东处理起来很慎重。明明和林彪在称“天才”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但毛泽东却说“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这显然是对林彪采取了保护措施，给他留一个转弯的机会，通过自我反醒，来悔过自新。但林彪却拒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谈个人的责任，也不表态，这使毛泽东很失望。

    毛泽东清醒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是在路线问题和原则问题上“抓住不放”的人。[95]因而，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南巡谈话时，对林彪直接提出批评。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 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96]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毫不隐晦地公开了他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林彪的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处理林彪问题了，这对他们关系的最终破裂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毛泽东和林彪关于个人崇拜发展的历程看，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和林彪虽然在个人崇拜方面存在重大分歧，但处于发动文革与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走资派的需要，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林彪推行的个人崇拜。随着文革发动起来，全面夺权的实现，革命委员会的广泛建立，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没必要再搞了。

    而林彪却不顾毛泽东的劝阻，仍然在竭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同时，他采取的一些具体行动跟他声称推行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间产生了巨大反差，这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并对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目的发生质疑，他们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逐渐显露并趋于激化，终于以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天才论”的批判掀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矛盾高潮。虽然林彪当时被毛泽东予以保护，没有公开予以批评，但由于林彪仍然坚持其错误的顽固立场，最终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并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的关系也就逐渐走向破裂。

    四、关于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产生的分歧

    九大开过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新宪法是四届人大的重要议程之一。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样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围绕国家主席的设立与否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毛泽东和林彪围绕设立国家主席进行的斗争。

    1、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

    在九届二中（又称庐山会议）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表现为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直接斗争及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的间接斗争上。

    我们先来回顾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直接斗争。

    （1）一九七0年三月初，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

    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三月七日，毛泽东要汪东兴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八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当晚，在周恩来主持下，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恩来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

    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2）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三月八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97]

    （3）四月十一日夜间十一时三十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