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这就是正确,这就是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
毛泽东在党内的无可争议的地位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的正确是在和斯大林领导的错误的比较中被广大党员接受的。
在遵纪守法还是坚持正确的较量中,毛泽东以坚持正确战胜了党内的对手。他因为正确而获得了党内同志包括周恩来的支持。他的违法乱纪没有人去追究了。因为他正确。
逐渐的,毛泽东就成为了正确的代表。全党都要遵守党纪,只有毛泽东是例外。还是因为他正确。
在那个时期,周恩来的努力对党的团结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不论谁上台,周恩来作为原来的最高领导人都要做检讨。可是,周恩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用他的忍让保证了党的团结,保证了共产党不分裂,也就为改正错误创造了条件,为毛泽东当年的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创造了条件。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次会议是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来完成的。周恩来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以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就开始占了统治地位。
在以后的延安整风中,以及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党纪国法遭到破坏,很多人受到了冤枉。可是,为什么当年和毛泽东一起经历过革命失败,经历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老同志还是对毛泽东抱有希望呢?原因很清楚,党内斗争不杀人的原则还在。如果象斯大林那样杀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在文革一开始就不是被斗争,而是通通被枪毙了。只要不开杀戒的原则还能坚持下来,就能给人希望。
三十年代那一段历史上的周恩来虽然为确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周恩来本人还是被看成了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他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错了,党的路线错了,他岂能没有责任?在毛泽东的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以后,周恩来谈到当年的党内斗争和革命事业遭受到的损失,还沉痛不已地说自己是罪人。虽然他一直都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最高领导人,可是,他的内心,自己还是革命事业的罪人。
那时,历史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两种年代和两种伟人
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是两种年代。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和周恩来的遵纪守法,严律己宽待人,是两种伟人。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针锋相对,以谋略对谋略,以暴力对暴力。他要的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史无前例,要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的是卑贱者造反翻身当家作主人,要的是高贵者颜面扫地,不仅被打倒,还要斗倒斗臭,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是山中的高山,是王中的大王,雄伟屹立,众人敬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的胜利。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胜利以后怎么办?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才是能够维护人民利益的?毛泽东根本就厌恶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更不愿意去思考这种问题。毛泽东关心的不是制度,只是人。他不喜欢交际,看不上社会上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物,懒得与这些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他们去讨论大政方针。实在推脱不掉,就让周恩来去应付。毛泽东的心思在于精心组织他的革命队伍,培养他的接班人。只要有革命的队伍,还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
在战争时代,在以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胜利的时代,毛泽东是英雄。革命过去了,在和平建设时期,要以汗水来浇灌文明的田野,要用现代科学知识来支撑事业的大厦,要各种各样的人们各尽所能都有施展才能的空间。人们开始各展所长,建设新世界了。这时的毛泽东看谁都不顺眼了。毛泽东的眼里,只有一种有价值的人,就是革命者,只有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就是革命工作,只有一种有益的事业,就是革命事业。以他的革命的标准,眼里看到了太多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的帮凶,即使是革命者,也有革命不坚定的嫌疑。他要去发动文革,要在轰轰烈烈中重建他的革命队伍。可是,他一直到死也没有找到愿意像他那样愿意永远轰轰烈烈的接班人,更没有建立起能让他满意的革命队伍。他的革命队伍越来越小,他和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时代不同了。能让他如鱼得水的时代过去了。他失败了。
周恩来是伟大的政治家和组织者。他惯常于慎密的思考和建立精巧的组织。他象工程师构建自动化生产线那样的在构建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不仅如此,他心细如丝,时时刻刻都在体会着社会情绪的细微的变化。他把社会上的一切变化都看成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水”引向他所需要的方向,来成功他要建造的“渠”。他天性喜欢交际,人缘极好,人望极高。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物都是周恩来的朋友,也都是他要实现的伟大理想之“渠”的不可或缺的各种各样的“水”。周恩来没有敌人。即使有敌人,也是暂时的。他有着化敌为友的天赋。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几乎能把所有的人都组织到他的伟大事业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把每个人都安排在能够发挥特长的位置上。每个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光都会成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有价值的时光,从内心深处把他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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