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978年是我党拨乱反正重要的一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在，人们思想禁锢，党内认识也不一致，有拥护华国锋的，有拥护邓小平的，《红旗》杂志站在了华国锋这一边，对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不积极、不介入。此时，新任命的《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登门找到父亲，请他回《红旗》杂志当副总编。论交情，父亲与熊复算是老相识，抗战时期在重庆工作时就认识，都曾在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讲过课；论实惠，《红旗》杂志当时属中央管的正部级单位，比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社强多了，职务也上了一个档次，何况《红旗》杂志还是自己工作过多年的老单位，但此时父亲却婉言谢绝了熊复的邀请。公开的说法是事前已经答应了国务院研究室邓力群同志的邀请，准备去那里工作，背后的原因却是父亲不赞成《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在关键时刻千万不能站错了队。

    1979年9月，父亲离开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调往邓力群(1915-)⑥任主任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一年之后，该研究室与国务院研究室合并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父亲任文化组组长，室务委员。

    父亲对熊复说是国务院研究室要他去，怎么又去了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呢？这里需要解释几句。国务院研究室的前身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下称政研室），成立于1975年7月，此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意识形态领域完全由“四人帮”控制，邓小平临危受命出来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为了贯彻自己整顿的主张，摆脱舆论宣传受制于人的状况，邓小平一上任便着手组建一个写作、参谋班子，建立了这个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机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写出了很多有战斗力的好文章，其中以那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最为知名，让“四人帮”一伙特别是姚文元恨得咬牙切齿。周总理逝世之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政研室被说成是“邓氏谣言公司”遭到批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政的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满意政研室，先是去掉了“政治”二字，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之后又走到了被解散的边缘。1978年12月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央重组了起草文件的写作班子，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研究室。

    父亲到中办研究室参与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修改为邓小平同志起草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所共知，中央领导同志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不仅代表个人，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当然也离不开起草人的汗水。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稿是在邓力群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卫建林具体负责文字起草，还有一些人参与修改。开始写的稿子，是按一个一个问题讲的线索来写的，有些负责同志不赞成这样的写法，说有必要由邓小平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写作组的同志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小平同也指示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写作组按这个要求作了多次修改，最后还请胡乔木作了修改。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文代会上致祝词，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邓力群曾这样评价研究室做的这件工作：“这篇祝词文字也不错。其中有一些名言，现在一直流传。如：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等。这些名言，已经成为邓小平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精华了”。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这一篇文章时，每当读到：“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些话时，总感觉到有父亲的影子存在。

    父亲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参与起草的重要文件、讲话、调研报告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比如1980年5月邓小平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1981年9月胡耀邦、邓颖超在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修改后的新党章，1983年6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等等，这期间参与写的书有《“四人帮”批判》、《学习十二大党章问答》等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为中央领导的写作和参谋班子，父亲参与的上述工作是有成果的，最终见诸于领导同志的讲话和发出的文件中，其实还有很多工作因为保密或其他原因是不能公开的或者就是没有结果的，你必须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再大的辛苦和功劳也不能翘尾巴，因为你的工作责任就是要将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融化在中央领导的精彩讲话和正确决策之中。1982年3月，父亲为让位给相对年轻的同志，不担任文化组长和室务委员，就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顾问，但是他并没有顾而不问，相反更专心地研究问题，仍然承担着修改重要文件的文字工作，如参与起草修改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等等，直至1987年7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被撤消。

邓力群（右四）、我的父亲（右三）、卫建林（左三）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在四川考察

    1987年也是多事之年。1986年底在合肥、北京等地发生的学潮一直持续到1987年元旦，对于学生闹事，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月16日胡耀邦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解除总书记职务。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对于党内是否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怎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内特别是高层领导分歧严重，后来的所谓“左派”“右派”俱以此划线分野。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基层共产党员的看法也因为高层的分歧而莫衷一是、混乱异常。此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被划为“左派”喉舌，被一些人所不容，1987年7月，赵紫阳主持开会撤销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宋平却将书记处研究室的很多人接收到中央组织部，并成立了党建研究所，父亲等几个副部长级老同志的关系也被转到中央组织部，归老干部局管理。

    1987年的混乱一直延续到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导致首都北京最终采取了极端的戒严措施，用军队平息了动乱，稳定住大局。动乱之后，组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宋平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时又把原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调去，继续做党中央写作参谋班子的骨干，如滕文生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梦奎当了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