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61年，中央书记处为进一步加强《红旗》杂志编辑力量，决定从各省市选拔一批理论干部，充实到《红旗》杂志和中央其他宣传理论部门。当时主管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针对《红旗》杂志人员不足的情况说：“要有一批人，分门别类地专门研究一些问题，这样才能拿出文章来，当然也要出去做些调查研究。到了一定时期，就能搞出一些东西。”为了落实书记处的决定，中央专门召开了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会议，商定调动人员的工作，在江苏省干部调动方案中，父亲名列其中。1961年4月，父亲从江苏《群众》杂志调往北京《红旗》杂志，任文艺组组长、编委会成员。

    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极端重视《红旗》杂志，直接过问《红旗》杂志的许多事情，1958年就是毛主席亲自点名陈伯达当总编辑，还细致审阅了包括中央和地方共36人组成的《红旗》杂志“大编委会”名单。这个大编委会只议大政方针而不管杂志社的具体工作，负责杂志的编辑业务工作的还有一个“小编委会”，父亲就是这个小编委会的成员。1958年创刊时期的大编委会成员为：丁冬放、王力、王任重、王鹤寿、尹达、邓力群、田家英、刘大年、孙冶方、艾思奇、李友九、李井泉、李达、萧华、吴冷西、陈伯达、陆定一、周扬、林铁、欧阳欣、范文澜、范若愚、胡乔木、胡绳、姜君辰、柯庆施、陶铸、张德生、许立群、康生、冯定、舒同、杨献珍、廖鲁言、薛暮桥、谭政 。1961父亲到《红旗》杂志之后的“小编委会”成员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陈茂仪、吴江、张先畴、关锋、杜敬、徐荇、海波。1963年中央又先后任命许立群、范若愚、王力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他们自然成为小编委会的成员。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主席与《红旗》杂志的陈伯达(左一)、胡绳（左三）、邓力群（左四）在杭州一起读书学习

    父亲1961年4月调到《红旗》杂志工作时，杂志正在准备写一篇讲三大作风为内容的纪念建党40周年的社论，很多同志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对于这篇社论，毛泽东很重视，指示要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刘少奇指示说：要用实事求是串起来，现在有些人自己不实事求是，也不许别人实事求是，不许反映真实情况。看过清样后的邓小平指出：要讲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谦虚谨慎。这篇文章的题目最终定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文章前后共改了八次，最后一次由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南海主持修改，会上将文章通读了一遍，边读边改，最终定稿。原稿中有一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对“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句，改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邓小平特别指出，这样提好。父亲从改稿工作中发现，《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许多地方沿袭了中央起草文件的作风和方法。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等杂志社领导经常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他们在修改《红旗》杂志重要文章时，也召集有关编委、责任编辑一起参加，大家边读边议边改，逐字逐句逐行修改，这样的工作作风，使从地方上来的父亲受益匪浅，参与人员不仅学习到中央领导的最新指示，也体味到他们的工作作风，积累了经验和阅历，提高了编辑写作能力。

    60年代初期还有一件大事《红旗》杂志起了重要作用的，那就是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父亲去《红旗》杂志之前，1960年《红旗》杂志就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对国际上的原则问题正面阐明了我党同苏联共产党领导赫鲁晓夫的不同观点。论战的开始阶段两党都避免正面攻击，写文章一般用指桑骂槐的方法，苏共大骂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是“教条主义”，我们则骂意大利共产党的陶里亚蒂是“修正主义”，这一骂竟然使名不见经传的陶里亚蒂成了60年代国际上的知名人物，家喻户晓。一论不行又写再论，1963年2月发表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一文，就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主笔，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最后毛主席也出马了。陈伯达的文字严谨，但缺乏文采，毛主席看清样时改动了不少段落和词句，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话语。中苏两党争论公开化后，中央曾把写国际反修文章、进行大论战的任务主要交给《红旗》杂志来做，不仅是陈伯达、胡绳、邓力群、范若愚等大笔杆子参加写作，还吸收了一些中青年人参加，其后还专门成立了以研究国际共运问题为主要任务的“第八组”。论战期间，文艺组也没有游离在这场论战之外，父亲曾用“黎庶之”的笔名在1962年第21期、22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现代修正主义在文艺领域中追随资产阶级”、“从文艺上看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阶级调和论”等长篇文章，为这场斗争出了力。

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号的目录

    至今有人一提《红旗》杂志，就把它与严肃的政治理论与长篇大论的文章联系起来，其实不尽然，当时《红旗》杂志办得很活泼，刊登的内容很广泛，有一年甚至把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的物理学论文都刊登了，文中的一些物理公式和外文符号，不用一点功力钻研你还真看不明白。就拿父亲负责的文艺内容而言，《红旗》杂志经常刊登诗歌，刊登的位置都很显眼。如1964年第1期《红旗》杂志的首页，用大字号连续刊登了毛泽东诗词十首和郭沫若读毛泽东发表的诗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文章，这期杂志简直就成了一本“诗刊”。1965年8期《红旗》发表了郭沫若访瑞金、井冈山、南昌后写的诗词十首。1965年1期和11期《红旗》分别发表了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和诗词二十六首。这些诗词，许多首都经过毛主席的阅改。毛主席1965年9月5日曾写信给胡乔木说：“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毛主席除了对诗词作了修改外，还写了一些批语。如他将《六州歌头·1965年新年》一词其二中的“万国舞霓裳”改为“万国换新装”时在此词旁批注“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经毛泽东改过的《六州歌头·1965年新年》为：“寒山远望，春暖越重洋。春潮莽，连天壤，震遐荒。战歌昂，凌厉山河壮。干戈掌，方针讲，同仇广，阵容强。触目惊心，败叶纷纷降，兔死狐伤。直冰崩瓦解，何计逞猖狂？两大分赃。梦徒香。纵添兵将，夸大棒，嚣尘上，陷泥塘。纷说项，宣忍让，舌如簧，愿难偿。大宇东风旺，无遮挡，任飞扬。争解放，坚方向，锐锋芒。何世人间，虎豹容来往？众志金汤。教红旗遍地，万国换新装，日月重光。”）《生查子·家书》一词中的“斗争如海洋，早晚云霞涌。流水片时停，毒菌争传种。青春只一回，转眼能抛送。铁要炼成钢，烈火投群众”，毛主席将最后两句改为“百炼化为钢，只有投群众”，并写了批语：“这几句好。但下二句较晦，故改之。”毛主席还在信中写了一段批语：“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某些人写的诗，大都是易懂的。”从毛主席的修改和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党的领袖每时每刻都在大力提倡使用新鲜活泼的词语，强调要多用群众中产生的形象语言，为什么？就是要让老百姓能读懂我们讲的道理，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想到要让中学生读得懂，真是让人佩服。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流行的文风，官样文章、程序报告、文件转抄、弄虚造假等等，不把你弄晕不罢休，能有多少人想到了老百姓和中学生呢？“改进文风”、“整治文风”的要求几次写进了党代会的报告和文件，但是效果如何？让人担忧。现在想起来，还是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即席讲话，亲手写的文章和诗词，最让人难忘，他的文风贴近百姓、生动活泼、神采飞扬、大气磅礴，至今无人能与之比拟。

    《红旗》杂志不仅刊登领袖和名家的诗作，也刊登过不少工农兵群众写的歌谣、画的漫画、唱的歌曲，1965年初还出人意料地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的剧本全文刊登在杂志上。之后有研究者认为，《红旗》杂志刊登京剧现代戏的剧本，预示着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因为在此之前，《红旗》杂志曾就京剧改革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文中这样写道：“京剧改革是一件大事情。它不仅是一个文化革命，而且是一个社会革命。”1965年《红旗》写的社论还真有预见性，一年之后，毛主席亲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只是要扫除京剧舞台上的几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要扫除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牛鬼蛇神，执政的所有当权派都受到冲击。这样的后果，是当时做编辑工作的父亲万万想不到的。

    父亲到《红旗》杂志后，除了做编辑工作外，1962年曾秘密回安徽老家调研，1965年还参加《红旗》杂志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通县南马庄二队当了几个月的工作队队长。关于1962年春季悄悄回老家安徽巢县高林公社姥山大队做有关“包产到户”的专题调研，当时属于保密任务，是中央办公厅交办的，对家里人不能说，办公室的同志也不知道，只有邓力群等社领导知晓。父亲按上级的要求，低调回到家乡，远房的一位堂兄弟此时正在姥山大队当队长，亲朋们认真而热情地接待了他，父亲了解到家乡“包产到户”的情况后，匆匆回到北京写了报告上交。这是父亲自1938年后离开家乡的第二次故乡行，但是父亲没有给我们讲过这次回家乡的见闻，自传中也没有写，我们只是从老家传出来的信息中知道了此次秘密之行。后来我读党史，从时间段大致猜想出这件事的背景。

    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为恢复生产，度过难关，经毛泽东同意，这年3月率先在安徽推行“包产到田”责任制，取得明显的绩效，北京的李富春和邓子恢两位副总理以及毛主席的大秘书田家英经过调查都支持这样的做法。没想到的是，在1962年2月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曾希圣却被狠狠批评了，以犯了方向性错误为名免去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任华东局第二书记。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批判的对象就是“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所谓“单干风”指的就是包产到户。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你这次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了。全会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的部长职务。这一年前前后后发生的这些事，应该就是父亲秘密回安徽老家调研的背景。至于父亲调研之后写了些什么，是为邓子恢等人提供了证据还是为批评曾希圣提供了材料，那是党的机密，至今不得而知。

    《红旗》杂志那时刊登的文章要求很高，工作当然很紧张。我记得父亲经常熬夜写文章，烟瘾还极大，早上我们去上学，都能闻到看到从父亲卧室里飘出来的缕缕烟雾。好在《红旗》杂志的工作秩序不刻板，父亲不用早起去坐班。有一段时间，《红旗》杂志还把编辑人员分为上下两班人，实行“上下班”制，即一班人搞杂志编辑、一班人读书学习或者下去调查研究，相互轮换，为学习和调研创造宽松环境。同时，杂志社经常请有造诣的学术大师来开讲座，如范文澜讲史学、吕叔湘讲语文等等，总编辑陈伯达还倡导办起了墙报，并亲自写了一篇交流学习的体会贴在墙上。那时，在《红旗》杂志工作的同志能读到很多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材料，知道很多外面不知晓的机密信息，连我们这些孩子都沾了光。好奇心就促使我悄悄从父亲的书柜里取出那些神秘的灰皮书，其中有赫鲁晓夫写的、有铁托写的、有张国焘写的等等，从中读到了与公开说法不一样的另一种说法，而父亲送给我的《毛主席语录》，拿到学校里也成了稀罕的宠物，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公开发行。学习上的优势，《红旗》杂志的确得天独厚。我后来也在两个杂志社工作过，曾建议设法模仿《红旗》杂志的“上下班”等制度，但都因主观努力不够或者客观环境不许可而半途而废。

    1966年初，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父亲随《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出访越南共产党的党刊《学习》杂志，还到正在与美帝国主义打仗的越南南方游击队的营地去访问。冷热交替，紧张劳累，父亲途中生病，提前归国治病，到北戴河疗养了一个月，回到杂志社后，已经春暖花开，就在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初父亲随《红旗》杂志代表团到越南《学习》杂志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