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精神。(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在西路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几乎每一个西路军幸存将士都有一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经历。当时在甘州南面行医的湖北籍老中医但复三，不避风险掩护陈昌浩、徐向前，帮陈昌浩医好胃病后又护送他回到湖北，最后病死在原籍，至今令人感动不已。肃南县群众屈大成几次给西路军散落将士带路，救护西路军女战士，在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遭马家军追扑的危难时刻，毅然与他结拜为兄弟，发动父母、妹妹和亲戚一起救护半年多，又亲自将徐一新护送到延安，入党后又返回肃南县潜伏。这已成为张掖地区广为传颂的佳话。红5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高台失陷时因与敌人拼刀负伤后被俘，在西宁附近的二十里铺逃出后，先是得到一位汉族老妈妈无私救助，后又得到一对藏族父女的挽留养护，历经曲折，才终于回到陕北。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把人民群众作广义的理解。人民群众，不但包括各个民族，也包括宗教界等拥护革命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救护过西路军将士的宗教人士中，有为之牺牲的基督教开明医生、张掖福音堂医院院长高金城烈士。他的崇高感人事迹已广为人知，此不赘述。在安西县蘑菇台子看守榆林窟的道士郭元亨，当西路军左支队路过时，他倾其所有，将自己多年积蓄的“小麦2石4斗、面粉200多斤、黄米6斗、胡麻油30斤、硝盐4口袋、羊30只、骡子1头、马1匹”，全部捐献给刚出祁连山，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左支队，解了800多名西路军将士的燃眉之急。郭元亨道士却因此遭受了马家军的酷刑和敲诈。解放后他被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1961年12月装甲兵政治部和已成为装甲兵副司令的程丗才(当年是30军代军长)写信证明了此事，并表示深切感谢。张掖小满乡南山的道士徐和德，先后救助西路军伤病员王怀文、管炳让等5人，将管炳让养好伤后送归革命阵营；一直将王怀文养护到解放后，却从不让他学道，充分体现了一位深山老道的无私和崇高。王怀文、管炳让等西路军伤病员则一直坚守着革命理想和操守。王怀文曾表示，要拖着伤残的双腿去给徐和德师傅扫墓。还有当年西宁中山医院医生罗承训、院长谢刚杰营救西路军被俘女干部吴仲廉、张琴秋、陶万荣；张掖沙河堡乡花园村王学文不避风险收养吴仲廉和曾日三的孩子，又冒险抱孩子去探望被俘的吴仲廉，一直将孩子养到解放后交还吴仲廉；张掖南山的开明士绅孙振铎一家救护接济西路军失散战士多名；马步芳手下的工程师绽永贵救助被妇女战士王定国、张琴秋；等等。这些事例不但告诉我们，对人民群众要作广泛的理解；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和如何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统战政策。

    最使我感念难忘的，是落居古浪县裴家营子的西路军女战士刘延寿。她就像一颗西路军飘落的种子，在腾格里沙漠南沿，顽强地生根、发芽、结果，解放后她长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开渠引水，发展生产，事迹突出，被选为省人大代表，但她从不张扬，我几次采访都未能如愿。她身上遗传着共产党人最优秀的基因。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她身上有最典型的体现。

    五、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曾任西路军骑兵师师长和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杜义德将军在《西部悲歌》序言中说，西路军喋血沙场者7000多人，他们全都是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具体事例我在前面已说到不少，诸如红30军88师师长雄厚发因伤留在祁连山中，与敌激战后高呼口号，壮烈牺牲；等等，此不赘述。不幸被俘者，几乎全都保持了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西路军被俘者总数，据拙作《西路军沉浮录》的统计，至少有12000人，其中，在张掖被活埋残杀的3267名，在西宁被活埋残杀的1700多名，还有一些在押解途中以及逃跑时被杀害者，因此，杜义德将军说“六千多名被马家军杀害”，大体可信。幸存者的回忆、黑夜里见过的群众，以及侩子手的交代，都有力地证明，他们不愧是宁死不屈的英雄：妇女团政委吴福莲被俘后，在凉州监狱中吞针而死；前进剧团17岁的党文秀被俘后被分给马步芳的传令兵马威，她乘马威熟睡之际，偷上手枪和子弹化妆逃跑，被抓回后仍坚贞不屈，被害前不停地大骂敌人：“你们这些坏蛋！你们杀吧，我不怕！早死晚死都一样。你们这些卖国贼！土匪！早晚也不得好死！”桀骜不驯的孙桂英带领姐妹们不怕马步芳的100师师长韩启功的毒打，坚持说共产党好，又因骂蓝衣社特务罗平是狗，被关进厕所，在张掖东面的沙窝被害时，仍然进行顽强不屈的反抗；被俘女战士陈秀英因不甘心给敌人当妻妾，喝大烟水而死；当年被活埋时侥幸逃脱的李桂珍说：“我们被活埋时大骂马匪，说早死晚死早晚是个死，十几年后又是一个大丫头！那时什么也不怕。”像李桂珍一样从被活埋的万人坑中逃出，历经艰难宁死不屈者还有西宁殷家庄的姚之珍、张掖碱滩二队的马玉莲等。张掖飞机场附近活埋红军时，农民李发荣趴在自家房顶偷看到：“四周静静的，从东门外到飞机场的路上和地里，满满的都是大车和走着的人群”,无一求情下话者。马步芳的堂表弟、侩子手马英档案中有这样的交代:“在屠杀时，我亲耳听见红军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杀害时，马景超对我说，昨晚几个人（红军）跑了，未抓回来。”“被杀的人骂得很厉害。有的一刀没杀死，还在坑里大骂。”被活埋者的宁死不屈由此可见一斑。

    被俘不等于背叛。被俘女战士生活上的失贞不等于政治上的变节。拙作《西路军沉浮录》中大量真实生动的事迹，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前述党文秀的事迹只是其中之一例。

    幸存者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则往往更艰难、更坚韧、更持久。刘瑞龙、魏传统等被俘后在张掖狱中唱苏武牧羊鼓舞自己和战友们坚守气节；西路军妇女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李开芬，前进剧团服装股长王定国等，历经艰险曲折返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等等，自不必多说。许多流落地方的女红军也都始终坚守着当初的政治信仰和气节。比如吴兰英、张怀碧、何福祥、安明秀等。妇女团指导员吴兰英与红5军医生郑宗贤结为夫妻，落居景泰县寺滩乡，装哑巴十几年，解放后当公社妇联主任，一直以当过红军自豪。妇女团组织干事张怀碧落居武威乡下十几年，解放那年带领两名流落女红军，趟水进城找解放军要求回部队，参加革命，参加了土改，成为国家干部。妇女团二营营长何福祥，被俘后几次逃跑、流落，解放后积极参加除匪、反霸等党的各项工作，积攒党费几十年，晚年最终被承认了党籍和军龄。安明秀被俘后嫁给了回族贫苦群众，生活习惯已经全部回民化了，但革命信仰和阶级观念一直很坚定，把孩子全部培养成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并发动全家无私地帮助孤身一人的西路军女战士张秀芳。16岁的西路军女战士杨桂香被女乡亲收留时，迟迟不肯脱下她藏有团证的内衣。这样的事例真实太多太多了！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想，只有共产党培养组织训练的将士，才可能有这样的信仰和气节。

    六、患难与共，不避风险，相互救助的精神。患难见真情。失败被俘是对西路军将士最严峻的考验。患难与共，相互救助的精神，在西路军被俘将士身上有集中突出的体现，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后来成为谢老（觉哉）夫人的王定国，这方面的事迹比较典型。王定国原来是西路军前进剧团服装股股长，1946年12月5日，与剧团一起出永昌城前去东寨慰问9军，途中被敌包围，激战一天后弹尽被俘。王定国当场咬了敌人的手指头。押解途中，她将自己的手帕交给战友朱光明包裹伤口，之后朱光明乘机逃跑，终于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被押到西宁后，王定国与战友们一起，寻找并保护了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被押解到甘州后，王定国又与难友们秘密串联，组成地下党支部，利用给高金城当护士的身份，去狱中探望刘瑞龙、魏传统等难友，到南山寻找失散红军，帮助营救了许多蒙难的战友，一直坚持到最危险的时候才设计逃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更让我感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她为西路军蒙难战友们所作的许多极为有益的事情。从1980年夏天开始，王老就领着我在北京乘公共汽车访问了一些西路军幸存将士，其中有李卓然、陈昌浩前妻、刘瑞龙、武杰等，并在她家中设一间客房跟我谈西路军的经历，接待西路军到北京的战友陈淑娥等。1983年夏，她又和当年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伍修权重访兰州、河西、西宁等地，并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正确对待落居西北的西路军老战士。之后，她又到兰州、河西、和西宁多次，倾力帮助西路军老战士，使他（她）们获得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证”，使孙玉清烈士之遗腹子刘龙领到了烈士证，等等。可以说，西路军老战士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改善，都与她和伍修权的努力分不开。安明秀带领全家对其战友张秀芳亲如家人般的关心照顾，至今仍令我感动。其他西路军蒙难者相互救助的事迹，如在西宁，赵全贞和杨万才结为假夫妻掩护张琴秋，之后得知自己逃不掉的情况下，又让杨万才独自逃回革命队伍；黄光秀利用马步芳的宠信帮王定国等战友开路条寻找张琴秋；武杰明知要遭受毒打，硬是将孙桂英从被关的厕所中放了出来等。至于地下党支部有组织的救助就更多了，次不一一例举。

    是什么培育和支撑着西路军蒙难将士的这种患难与共、相互救助的精神？是共同的信仰，是战友间的生死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