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略）西路军将士全都经过长征，都曾三过草地两过雪山，但就悲壮惨烈和艰难险阻而言，西路军的浴血奋战才是他们终生最难忘的：大漠戈壁雪山，狂风暴雪中，西路军孤军奋战，缺衣缺粮缺子弹，面对野蛮残暴有增无减的马家军，他们用血肉之躯坚守每一座堡寨和每一块阵地。在凉州四十里铺30军一个连全部拼光；在倪家营子为保护军部和总部，30军营教导员周纯麟带领仅剩的8名战士坚守堡寨到天黑。在三道流沟突围时，战士们排成人墙保护首长；在撤进祁连山后最危急的时刻，妇女团女扮男装，接替30军268团阵地，掩护主力撤退；西路军部分电台人员因带一部干电池电台冒充主力吸引敌人被俘，被押送到马步芳西宁电台后，又利用值班的机会，冒死扣押追击西路军左支队的电报；等等。这是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培育的一心救国救民的红军，才可能具有的精神、品质和意志，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所不能比拟的。

    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略）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从国际国内大局出发的；此后，先是指示西路军停在永昌山丹地区，以一部出民勤，给敌人造成策应河东红军西渡黄河的假象，从而吸引敌人在黄河东岸重兵防堵，造成胡宗南一部孤军追击之战机，策应河东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几度指示西路军东返、西进，走走停停，都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西路军将士严守纪律，紧密团结，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在西路军宣布失败分路游击时体现得最为突出。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宣告失败时，中央3月13日电示：“必须轻装，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军政委员会决定分三路游击，其中张荣率领的妇女孩子一路，向酒泉方向的红寨子活动，显然是为了吸引敌人，分散敌人的追击力量，是一种不得已的牺牲。但谁都毫无怨言，直到几十年后我访问她们时，依然如此。她们懂得，顾全大局，有时就意味着牺牲局部，这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需要，是革命最终胜利的需要（她们不满意的只是革命胜利后所经受的不公正待遇，随着党的政策的落实，现在她们终于满意了）。黄良诚等将士所在的电台支队约200人，冒充首脑机关向指定方向活动，更是为了主动吸引敌人，牺牲自己以掩护其他支队，但他们全都义无反顾，被俘前后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拒绝马步芳的优厚待遇，历经艰难曲折，回到艰苦的革命阵营。（后文略）他们不但历来毫无怨言，而且有时还反省自己。黄良诚1942年整风时曾这样写道:西路军失败被俘时未与马家军决一死活，这是革命气节不够的表现（据黄良诚个人档案）。这是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具有的顾全大局、自我牺牲精神。

    大局是由大的形势决定的，它事关革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首先顾全。有时局部看似可行的事，但从全局看不可行，那就必须服从全局。西路军被俘将士有两件顾全大局的事例，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一件是拱星墩集中营暴动计划的取消。1937年4-5月间，兰州拱星墩集中营关押了13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地下党支部曾准备领导大家暴动回陕北，后因党中央派代表张文彬看望他们时，暗示中央正在设法营救，党支部及时取消了暴动计划，终于在援西军侦查员策应下，多数人在平凉以东趁雨夜平安逃返援西军驻地镇远县。另一件是在马步芳的西宁新剧团。被俘女战士们团结一致，与敌人作过各种斗争，诸如，寻找保护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唱革命歌曲，跳革命舞蹈等，但有人提议搞手榴弹炸敌人的主意却被张琴秋否定了。因为这是个冒险且会招致无谓牺牲的主意。如果采取这一冒险行动，就不会有日后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王定国等人返回革命阵营。

    正因为具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西路军左支队，才在以李先念、李卓然为首的工委领导下，在祁连雪山中忍饥挨饿艰苦跋涉四十余天，终于在中央的指示下，走出祁连山；在陈云、滕代远等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接应下，到达新疆廸化（乌鲁木齐），学习航空、装甲、无线电、兽医等技术，并最终回到陕北，成长为我军各技术兵种的骨干。“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这三者密切相连，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条，西路军左支队都不可能走出祁连山，到达乌鲁木齐。

    顾全大局要求，在事关本质的原则问题上必须坚持到底，毫不相让；在无关本质的非原则问题上，有时则可以变通，允许适度的灵活性。陈云同志在西路军左支队进乌鲁木齐和赴苏联学习问题的处理方面，有非常值得我们记取和学习的经验。西路军左支队到新疆星星峡后，盛世才提了两条要求：一是换装；二是不带武器，如此方可允许左支队进廸化（乌鲁木齐）。所谓“换装”，就是让左支队换穿盛世才部队的军装，改称“新兵营”。陈云答应了这一条。因为这并不改变红军的根本性质，且有利于盛世才向南京政府及社会掩饰交待。但对于第二条，即不让左支队带武器一条，陈云坚决不同意。因为那样做形同“缴枪”，是红军宗旨不能允许的，也不利于保护左支队的安全。陈云通过谈判斗争和请苏联顾问给盛世才作工作，终于坚持了这一具有根本性的原则，并顾全了让左支队安全进廸化休整这一大局。（后文发言略）共产国际最初曾打算，让西路军左支队到廸化后再到苏联学习。但到廸化后，陈云请示了几次，却迟迟不见答复。无奈之下，陈云只好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他转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陈云首先十分详尽地汇报了左支队到新疆后的休整情况，最后又一次请示左支队的去向问题，催促回复，并十分严肃地表示：若再这样不置可否拖下去，是无法共事的。经季米特洛夫批示，共产国际迅速回答：决定让左支队留在廸化学习。这封信中，陈云即遵循了个人服从组织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又顾全了大局，促进了工作。陈云的上述经验和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陈运传》和《陈云年谱》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曾向几个政治局常委提出过“包产到户”，因严格遵守了组织原则，而未受到毛泽东的深究。）因与西路军无关，这里不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