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西北高原上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是经历了硝烟与炮火洗礼的政治家。从1932年领导两当兵变到1949年全国解放，习仲勋一直战斗在西北地区。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习仲勋与一大批革命志士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78年重新恢复工作后，习仲勋多次撰写文章和发表谈话，追忆已经逝去的战斗经历，怀念那些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

◆1932年，“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左一）。

    1932年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心情沉重，大病一场。病愈后，他即赶往陕西耀县的照金地区寻找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南面的杨柳坪，19岁的习仲勋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刘志丹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刘志丹总结了西北地区革命失败的原因：“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他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

    1933年夏，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下，西北地区的红军被迫南下，在渭南、华县、洛南一带遭到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终遭失败。陕西省委也遭到敌人破坏。当时习仲勋因身负重伤，留在照金地区，没有随军南下。得到红军失败的消息，陕甘边特委和部队党委在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对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作了批判斗争。同年中秋节的夜晚，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幸存者回到照金。刘志丹拉着习仲勋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刘志丹

    1933年冬，西北地区的红军在刘志丹等人的领导下，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建立起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的父亲是前清的秀才，开始不赞成儿子搞革命。1934年春，敌人抄了刘志丹的家，一家老小逃进山里躲藏。习仲勋知道后，派人去把他们接到了根据地，但刘志丹却没有急着去看望。习仲勋以为他和父亲赌气，开玩笑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子和孩子，你快去看看他们吧！”刘志丹说：“工作太忙，有空一定去。”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21岁的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31岁的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边区办起了军政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有一次，习仲勋经过军政学校操场，刘志丹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到习仲勋，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即向习仲勋敬礼报告，要习仲勋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年轻的习仲勋手足无措。后来习仲勋对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说起这件事：“志丹同志处处以身作则。维护党的团结，维护人民政权，都是为了工作。我随时注意向他学习，可老是学不好。”

    1935年秋，在错误“肃反”中，刘志丹和习仲勋、张秀山等一批干部都被关押起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把他们释放，重新安排了工作。1936年初，习仲勋在从安定去瓦窑堡的途中，碰到了正率部队奔赴东征前线的刘志丹。刘志丹跳下马来，同习仲勋紧紧握手，语重心长地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习仲勋与刘志丹依依不舍地分手。谁也不会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永诀。4月1日，刘志丹在前线不幸牺牲。习仲勋当时在陇东地区的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他对同志们说：“志丹同志的心里，只有人民，只有国家，只有党，他短暂的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受尽了煎熬，却没有一个怨字，这是人之楷模啊！”

◆1937年10月，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在分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分委书记。图为习仲勋（右三）与关中部分领导干部合影。

    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习仲勋的心中，他每次见到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和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都要说：“志丹虽然没有留下一针一线，但他的精神是国家的一份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