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電視臺熱播電視劇《西北歲月》引起熱議。該劇再現了白色恐怖下，習仲勳義無反顧投身革命領導“兩當兵變”。他與劉志丹、謝子長等在異常艱險之中開闢陝甘革命根據地，但受極左錯誤路線影響險遭厄運。正當生死關頭，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拯救了陝甘紅軍。陝北紅軍給中央紅軍提供了休整落腳地與有生力量，也挽救了中央紅軍與黨中央。抗戰爆發後，黨中央以陝甘根據地為出發點，領導敵後戰場。習仲勳承擔艱巨任務，保衛邊區南北大門。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挑起內戰，習仲勳協同彭德懷指揮延安保衛戰，“三戰三捷”，為戰略決戰開闢新中國奠定基礎。這劇自然引起筆者的嚴肅思考。回顧習仲勳同志76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分為建國前後兩個階段。新中國成立，習仲勳繼續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為大西北建設作出傑出的歷史功勳。尤其習仲勳在主政廣東擔當改革開放大任，為經濟科技落後的中國尋找新的生命通道。這是在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習仲勳在老帥們的大力支持下，經歷艱難探索實踐，才建立起歷史的豐功偉績，為時代樹立起開放精神的光輝旗幟。敢於擔當，勇於創新，殺出一條血路，為全國改開作出了表率，為挽救中國落後的經濟生態，走向富強繁榮的新時代開闢生命通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習仲勳是共和國的“開放精神”之父。

    陝北紅軍、陝甘寧根據地的主要創造人之一

    習仲勳作為陝北紅軍與陝甘寧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西北享有崇高的聲譽。1934年11月，年僅21歲的習仲勳就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他參與領導蘇區的遊擊戰爭，粉碎國民黨軍隊多次“圍剿”，出生入死浴血奮戰，在不斷排除內部“左”和右的思想干擾中，壯大了紅軍武裝，鞏固和發展了西北革命根據地。從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到1948年3月，黨中央在這裏戰鬥生活了13年。13個春秋，中共發展壯大，引領中華民族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實現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轉折。

    開放精神之父習仲勳

    習仲勳於1932年3月，組織發動了“兩當兵變”，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隊委書記。9月，進入渭北革命根據地，任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政治指導員。1933年3月後，與劉志丹等同志創建照金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歷任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委員，軍委書記和共青團特委書記，遊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等多種職務。他以卓越的領導力，推動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為土地革命戰爭年代鞏固紅色政權發展經濟，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在全黨全軍影響很大。

    1935年春，陝北、陝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在反“圍剿”戰爭中貫通，合併成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習仲勳同志出任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並繼續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關中特區的“紅色掌門人”：為革命戰爭開創生命通道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撤銷陝甘邊南區建制，設置關中特區，作為黨中央戰略前線和南部屏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中特區，是新正、新寧、赤水、淳耀等縣紅色政權的“心臟”。

    在風雲激蕩的革命戰爭年代，關中特區以其獨特地理位置，深厚群眾基礎，在習仲勳、賈拓夫、秦善秀等關中特區主要創建者前赴後繼的領導下，發揮紅色通道優勢，使關中特區成為黨內輸送與護送革命人才的重要生命通道，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以及創建新中國作出了獨一無二地卓越貢獻。

    1936年1月，奉中共中央命令，將陝甘邊南區黨、政組織分別改建為中共關中特區委員會（簡稱關中特委）與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簡稱關中特區）。習仲勳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黨團書記。關中特區黨政機關駐新正縣湫頭區南邑村，轄新正、永紅、新寧、淳耀、赤水5個縣委。從此，關中特區工作逐步擺脫了“左”傾錯誤干擾，革命鬥爭進入新的階段。

    193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習仲勳調往環縣參加西征作戰。9月，在反“圍剿”鬥爭取得勝利形勢下，中央派習仲勳等同志再返回關中特區領導蘇區工作，習仲勳在淳耀縣槐莊子主持召開會議，恢復了關中特委和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習仲勳出任特委書記。

    新正縣處於陝甘交界處，是國民黨政權統治的薄弱地帶，這成為聯繫陝甘邊、陝北根據地同白區黨的橋樑，成為根據地中心前往國統區陝西省城西安，乃至國內其他大城市的南線秘密生命通道。許多革命同志由此從白區到陝甘邊、陝北根據地，或由根據地去白區工作，都受到關中特區武裝人員或秘密交通的保衛護送。

    開放精神之父習仲勳

    1934年—1936年間，劉少奇、蔡子偉、張文舟、李啟明、張慶孚、李鐵倫、朱理治、魯賁、王世英等出入陝甘邊、陝北根據地均從關中特區經過。“西安事變”後，1936年12月，關中特區地處中共中央駐地延安與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地涇陽縣雲陽鎮連接線上，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從陝北南下到達關中特區赤水縣土橋鎮時，受到赤水縣革命軍民熱情款待與護送。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鄧小平及聶榮臻、楊尚昆、徐海東、羅瑞卿等紅軍高級指揮員，在關中特區休整數月後，帶領八路軍開赴各抗日戰場。

    “三三制”參議會制度展現黨的初心與憲政使命

    習仲勳是"三三制″的傑出改革者。所謂“三三制”，即“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以“三三制”為原則的參議會採取“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制度。由此，“三三制”應運而生。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於1935年11月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1937年5月，西北辦事處行政會議通過《陝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規定在陝甘寧邊區實行議會民主制。1937年7月，邊區開始自下而上進行民主選舉，分別召開縣、鄉議會，選舉產生同級政府。“三三制”為原則的參議會制度，探索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局部執政的各項制度，為新中國的建立，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實踐與理論基礎。

    黨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面臨既要搞革命又要抓建設的任務。針對國民黨參議會實質是諮詢機構、參議員主要由權貴階層構成的實際，就需要完善抗日民主政權、以團結更多進步力量。

    由於選舉結果與切身利益密切相關，選民參與選舉熱情高漲，各地出現空前盛況的選舉景象。許多村幾乎男女老少一齊出動，地主富農也積極參加。識字會寫的劃寫票，識字不多或是文盲的採用“投豆子”、“乍胳膊”、“香火燒小洞”等特色的選舉方式。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陝甘寧邊區以“三三制”為原則的參議會制度，是習仲勳等領導人在抗日烽火中創建出來的偉大政治實踐，是展現黨的初心踐行憲政使命的真實寫照，為新中國的建立、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實踐與理論基礎。

    平反著名的“李一哲政治冤案”

    1974年11月10日，廣州美院青年教師李正天和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廣州鬧市區北京路張貼了長達2.6萬字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抨擊當時的民主缺陷與法制不足，指出林彪反黨集團賴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大字報還不點名地指出了江青一夥搞所謂“反復辟”、“反回潮”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分析出國家的上層建築領域存在嚴重缺陷，對全國人大提出了要求和“期盼”。這張大字報貼出後，廣州震動，觀者日夜川流不息。不久，這張大字報流傳到大陸內地、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海外其他地區，引起強烈反應和爭論。江青說它是“解放後最反動的文章”，在“四人幫”橫行背景下，廣東省不得不迅速組織反擊。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決定組織內部批判。1975年1月，省、市有關部門按照上級佈置，在許多機關學校工廠開展批判這張大字報活動。1977年12月舉行的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公開宣佈“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團。其罪名為“四人幫大亂廣東的社會基礎。”後來，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還分別被判有期徒刑。大批與“李一哲”有牽連的幹部和青年也受到隔離和批判。習仲勳一到廣東，就親自抓、親自處理這個問題，多次接見李正天、王希哲等人。通過與楊尚昆、吳南生等領導一致努力，終於弄清事件真相，為這一事件徹底平反。定居美國西部灣的王希哲還專文回憶習仲勳的壯舉。

    黨內的"改革先鋒″、 共和國“開放精神之父”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廣東省委在廣州召開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包括地、市、縣委書記。作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勳在會上傳達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會議中心議題是研究如何貫徹這次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會議的精神，實現工作重點轉移問題。

    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按照省委分工，率領工作組奔赴汕頭市。他提出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徹底開放，辦出口加工區，利用外貿發展經濟，要打破計劃經濟的舊框框，把市場經濟引進來，以扭轉汕頭地區經濟落後、群眾生活困難的局面。3月3日，習仲勳主持召開常委會，聽了吳南生的彙報。吳南生說：“如果省委同意，我願意到汕頭搞試驗。”習仲勳當即表態：“要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見，4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我帶去北京”。

    開放精神之父習仲勳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問題。習仲勳給中央的改革建議獲得了高度認可。針對貿易和作區的命名，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當談到配套資金，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自己搞，殺出一條血路來。”為此，5月初，習仲勳帶領省委專門組織了一個起草檔小組，起草《彙報提綱》和《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並從中央爭取到了很多特殊政策。廣東與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自主權。

    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和靈活政策，主要內容是：外匯收入和財政實行定額包乾，一定五年不變的辦法；在國家計畫指導下，物資、商業實行新的經濟體制，適當利用市場的調節；在計畫、物價、勞動工資、企業管理和對外經濟活動等方面，擴大地方管理權限；試辦深圳、珠海、汕頭經濟特區，積極吸收僑資、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央這項重大決策，備受廣東人民的熱烈歡迎，在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中，也引起強烈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