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押期间，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多次和我谈话，重点审问习书记与《刘志丹》小说及小说作者李建彤的关系，旁及其他方面。我说我们朝夕相处十几年，我从没有听见他说过反党或者对党不满的话，更没有看见他做过反党的事，他是绝对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对《刘志丹》小说，我在回答专案审查委员会的诸多提问时，还讲了我个人的一些基本看法：

　　一、《刘志丹》小说不是习书记主持写的。

　　二、如果说小说的内容有什么问题，也只能由作者李建彤自己负责。

　　三、习书记断断续续地看过小说的草稿，但没有系统地看完，即交给秘书田方，谈不上是审稿。其间曾向作者及几位老同志讲过一些意见，都是高屋建瓴原则性地正面引导，没有讲过于党、于人民不利的话。

　　四、早在30年代，习书记与高岗就跟刘志丹一起闹革命，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辉煌经历，但那已经是历史了。建国初期，高（岗）饶（漱石）联盟反党，党中央早有定论，习书记当时是举手拥护的。事过3年之后，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约他促膝长谈，还特别表扬和鼓励了他。

　　五、习书记一向谦虚严谨，不事张扬。1959年他晋升国务院副总理，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信任重用他。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他毋需指使他人通过编造小说来宣扬和美化自己。

　　康生一伙指控习书记“反党”的3条罪状中，要害是替高岗翻案，主要是这一条，就在政治上把习书记逼上了绝路，这真是颠倒是非，莫此为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康生认定参与反党活动的不只是习书记一个人，而是有一个以习书记为头头的“团伙”，包括与习书记长期合作共事的贾拓夫、刘景范等一些老同志在内。全会成立了专案审查委员会，其目的就是继续往深里挖，一追到底。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断地审问我，习书记都和哪些人有来往，是什么关系，谈了些什么，有什么问题，等等。我说同习书记接触来往的同志很多，从党内党外、中央地方、少数民族及宗教的上层人物、文艺界人士、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到亲朋好友，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但我认为他们的交往大都是工作关系，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专案审查委员会或许因为我没有反戈一击，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提供“炮弹”，就认为我是习书记的“黑爪牙”，内定不予重用。

　　1964年5月，专案审查委员会解除对我的隔离审查，同时对我宣布：“目前习仲勋的案子还没有了结，党内没有传达，对外也没有公开，你出去后不便对外讲，为了保密，组织决定要你全家离开北京，下放山东。”面对这一决定，我别无选择，只有吞下这颗苦涩的果子。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我，视我如同刺猬一样，不敢和我接触，乃至到山东分配工作时也处处受到刁难。因《刘志丹》小说一案而同时受到株连迫害的还有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更有批斗、逮捕入狱含冤而死者。

　　康生精心策划企图把习仲勋打倒的这一罪恶阴谋，虽然得逞一时，终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时过16年以后，终于雨过天晴，党中央对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