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冰箱等,因为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那时出国人员都竞相采购。但是习书记在香港定了一条纪律,明确要求大家回去时带头不买不带任何大件家用电器,同志们都很自觉遵守,以致从香港乘火车到广州车站下车时,迎接代表团归来的同志及铁路工作人员发现我们13个人竟然没有一件大件家电时,都很惊奇了,影响很好,一时传为佳话。以后他几次出国,仍是带头什么也不买,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说国人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要长志气;产品现时没有的,或者质量不如人家的好,承认自己落后,努力自强不息,奋斗10年20年就赶上去了。
他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不讲私人情面,不给任何人、任何地方批钱批物。一次,他的家乡“父母官”进南京找他要物资。那时物资很紧张,地方也穷,他坚持原则没有答应,并讲了为什么不能批的理由,地方官表示谅解,还说在领导面前上了一堂党课。
他对夫人齐心同志一贯要求很严。齐心本人也很自觉、自爱,不因是首长夫人而自恃高贵,她不参与政务,却很支持习书记工作。与平民百姓一样,在生活上从不表现特殊,在工作上也不甘于落后。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时,离家很远,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来去都乘公共汽车。难能可贵的是她在党校奶婴儿期间,为了避开下班乘车高峰,连续几年让保姆抱小孩提前坐公共汽车回家,待她下班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先后离开他时,大都被分配到边远贫困地区,两个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还有几位同志下放陕、甘。他们听党和习书记的话,没有挑挑拣拣,没有要求提高级别待遇,同首长依依不舍地话别后,都心情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征途。习书记不因他们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就特意照顾和提拔他们,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为人民服务。
1979年,习书记除兼任广东省省长外,同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为了便于联络工作,军区领导请示他,希望给我在军区某个部门安排一个职务。他表示不妥,没有答应。他就是这样,毫无私心,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对秘书一向高标准严要求,从不封官许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因为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所以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都严于律己,谨慎从事。我在工作中,有时难免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出些差错,往往受到他极其严厉的批评,但都是中肯的善意的肺腑之言。由此总结经验,我才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1979年冬,江苏省亚明先生等几位书画名家应邀到广州做客作画,由省委出面接待。闲暇时我也有一点欣赏字画的雅兴,那时我若是求一张名人字画,应该是很方便的,但我考虑自己是首长的秘书而没有启齿。在习书记一贯严字当头的影响下,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能自觉地时时处处以他为榜样,注意影响,遵纪守法。
教育子女勤俭节约
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习书记的生活十分简朴,穿衣吃饭概不讲究。有几套毛料中山装只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大政治活动时穿,平时就穿布衣布鞋。肉衣、裤子破了,补了穿,舍不得轻易扔掉。平常吃饭主要是面食素菜,鱼虾很少上桌。饭菜只求可口,不太注意营养搭配,完全按北方人的生活习惯,招待来客也一样。全家平均月开支,是上世纪50年代中央领导人当中消费水平偏低的。我当时帮他管账,领工资及日常开支都经我手,孩子看电影、坐公共汽车用几毛钱,买一根冰棍花5分钱也向我要。我对他们花钱抠得也比较紧,有时甚至有点过于苛刻。因为我管钱,每一笔支出,哪怕是几分钱,我都要记账。月终,我把当月的收支流水账单送给习书记看。孩子们都怕自己用多了钱被爸爸批评,小小年纪就懂得自觉约束自己,自小养成了良好的节俭习惯。女儿桥桥穿旧了的衣服及鞋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