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易逝,不觉我离开老领导习仲勋身边已经十多年了。回顾我在他身边工作20年的日日夜夜,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
1950年3月,我在西安由青年团西北工委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习仲勋当秘书,直到1964年。由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党内斗争的原因,他被无辜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随后下放到河南洛阳,我则全家下放到山东济南。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分开了14年。1978年4月他任广东省委书记,重又把我调到他身边继续当秘书,直到1984年5月。我内心一直深深感激老首长对我的莫大信任和关怀。我的成长与他的言传身教、亲切教导是分不开的。
在这前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的职务变动过许多次,但是不管他工作怎么变动,担任什么职务,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会副主席,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一直称他习书记。20年相处,他是我的首长,是我心目中的好书记,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建立了革命的深情厚谊。他的几个孩子自小就亲切地叫我张叔叔,长大工作了,也依然叫我叔叔,亲如家人。这20年是紧张战斗的20年,也是我与习书记亲密合作不断学习进取的20年。
我初当秘书的职责是收发文电、抄写文件、处理群众来信、接待来访,后来又兼管生活及保卫,参与起草文件等。多年相处,深切感到他忠于党中央、忠于党的事业,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干部和人民群众极端地热忱。
在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他是周恩来总理的好助手、好管家,无论大小事情,方方面面,凡安排会议、处理文件、解决问题等等,只要经过他的手,都办得妥妥贴贴;起草文件、写讲话稿,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甚至文件发出去了,还在思考有无不妥之处,有时竟要我取回来重新改过,周密仔细到如此程度!他一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博得了周总理的赞许。后来,他在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省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都始终保持了这种优良的工作作风。
待人以诚广交朋友
他一向对人诚挚宽厚。不论在西北、在中央,还是在广东,他在工作中结交了各族各界各阶层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还有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如十世班禅大师、黄正清、喜饶嘉措等,真正做到同他们坦诚相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大家一致赞誉他是统战工作的典范。
原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是他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一次去家里看望他,新上岗的门卫战士不认识,被挡了驾。这位老朋友进去后先不说缘由,见面头一句就对习书记略带讽意地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习书记起初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当弄明白是门卫慢待了他时,当即向他赔情道歉,两人一笑了之。
建国初期,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的党外人士余心清先生,和习书记共事多年。1958年秋,余心清和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等一起去西北几省考察,一路深入基层、开会座谈、听汇报、参观工农业生产。习书记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很有看法。在批评这方面冒进蛮干的同时,也对地方工作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文革”初期,余心清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揪斗,不仅身心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自杀。事后习书记非常惋惜地对我说:“余心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习书记的一位亲密战友,曾因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尽一致,一度疏于来往。但习书记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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