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不仅在国内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党外人士，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还把统战工作做到国外。1979至1981年，我跟他几次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各国海外侨胞举行的欢迎宴会和座谈会上，他畅谈国内外形势及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讲爱祖国、讲大团结及祖国统一的必要性，并欢迎海外侨胞回大陆观光和投资。1981年，到瑞典出访时，适值“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在那里召开“欧洲华侨代表会议”，他认为这是作国民党工作的好机会，便让华侨代表给毛松年捎信说“如果毛松年愿意见我，我乐意见他，谈两岸三通，谈和平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都是中国人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博大胸襟。

　　爱护干部平易近人

　　他体贴关心干部，无微不至。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真心爱护，热情帮助，从不整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工作中，他保护了许多干部。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有人攻击说他包庇“历史反革命张某某”，袒护“特务王某某”。历史验证全不是事实。

　　原青海省省长孙作宾，也是一位革命老同志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降为省图书馆馆长，情绪低落。在那个年代，党要求人们要同右派划清界限。出于保护自己的原因，大家都怕与右派分子接触。在他处境极为困难、急需人帮助的时候，习老于1958年来到青海视察工作，特地不避嫌地看望了他，给了他以莫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

　　“文革”期间，西安造反派把习书记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一度关在西北大学。1967年夏秋之际，陕西师范大学红卫兵把我从济南也揪到西安，要我配合他们提供习书记的所谓反党材料。一次，西安某个造反派组织在陕师大礼堂召开“拼刺刀会”批斗习书记，把我也带到会场。红卫兵不懂政策，一味蛮干，胡批乱斗，他们硬要习书记交代“反党”罪行。在场有的人揭发习仲勋1959年率团出访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并质问“为什么赫鲁晓夫要见你？”，以后又到东德拿望远镜瞭望西柏林，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还揭发习书记家里设有秘密电台等等，逼他当场表态交代。习书记辩解说：“出访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在东柏林瞭望都是事实，但绝无里通外国和私设秘密电台之事。”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既呼“打倒”，又喊“砸烂”，不依不饶，万般凌辱。我亲眼目睹了这次“拼刺刀会”的全过程，不禁心酸落泪，痛心疾首，向天发问：习书记老革命何罪之有？竟受这般侮辱。事后，习书记对红卫兵小将不但无怨无恨，还开脱说：“他们年轻幼稚，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对于当场揭发问题的人，习书记也不计较，并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这反映了一位政治家的大度和宽广胸怀。

　　同志有病住医院，无论是同级或下级，他工作再忙也要抽空去探视慰问，处处体现党的关怀和温暖，大家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他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谈，毫不拘束。过去的战友、同事，基层的干部群众，凡是到了北京或者广东，他都挤时间热情接见他们；有经济困难的，特别是来自革命老区、对革命有过贡献的群众，还帮他们买票送上火车，并给以必要的补助。他把这看作是密切联系群众、了解下情的极好机会。群众称赞习书记官做大了，没有一点架子，一样平易近人。回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之所以带领部队能打胜仗，解放初期他领导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