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战术和中央政策对头以外,主要还得益于他的为人和有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
廉洁自律不搞特殊
习书记一言一行,很注意政治影响。他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的住宅已经很破旧了,硬是不让粉刷维修,家具、沙发、地毯陈旧了,也不让更新。他很注意节约,绝不铺张浪费。
1958年春天,他和周总理、彭老总一起去河南三门峡,召集豫、陕、晋三省领导人开会,研究三门峡水库坝高问题。会后到三门峡、陕县、偃师县参观座谈,接见干部和群众,他一直在总理及彭老总的后面,有意避开记者镜头,不让突出报道自己,反映了他非常之谦恭。
他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几次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我跟他几次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和勤务员。下乡时,不事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他到陕西省基层视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探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地方干部好心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发现后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他们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化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他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说得他们都不吱声,欢迎的人群也偃旗息鼓悄声散了。
1978年4月他到广东任省委书记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有空调器,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熬。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就好心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器,指名分给习书记一台。省委接待处通知我去取回后,我以为习书记定能收下马先生的馈赠,谁知他坚决不同意接受,当即叫我原封不动地送回省委接待处,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享受。他就是这样廉洁自律,不搞特殊化,与广大干部同甘共苦。
1978年秋,习书记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在边境迎接,最后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不以为然,习书记却非常反感,认为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
在广东任职3年期间,习书记无论上班、开会、下乡,即就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机关给他配备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要。杨尚昆同志随后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时,也同他一样坐小面包车。两位老革命、老同志如此艰苦朴素,给广大干部作出了榜样。
习书记初到广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文革”结束才一年多,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改革开放,向中央要权,“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特区。群众知道他从前曾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对他期望甚高,形象地说他和杨尚昆加在一起“吨位重”。1979年初,我收到大量给习书记的群众来信中,有一封不署名信指名批评他“习以为常”,意思是他初来时劲头很大,后来雷声大,雨点小,政绩不突出。习书记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讲了这封信,表扬了写信人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他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习书记讲话以后,这件事很快流传开来。群众反映他作为省委第一把手敢于开诚布公作自我批评,说明他作风民主,心底无私,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广东省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结为友好省州。应新州政府总理的邀请,习书记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于1979年11月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参观访问。按当时政策规定,每人可免税带一大件家用电器如彩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