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收藏品市场泥沙俱下、真伪交织。有人误将赝品捧为稀世珍品，也有人把价值连城的珍品视作仿造赝物。“珍品”与“赝品”仅一字之差，在实际鉴别中，二者的差异也往往藏于毫厘之间，细微得宛如雾里看花。要揭开这层迷雾、做出精准判断，不仅需要经年累月积淀的深厚专业知识，更需如精密仪器般精准的逻辑思维，二者缺一不可，方能在真赝混杂的收藏世界里拨云见日、去伪存真。

    2025年6月6日，我在微信公众号“红藏视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小木船到航空母舰：股票见证红色造船史》的文章。这篇文章首次披露了新发现的“福建省造船厂股票”实物史料，并系统梳理了红色造船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

    文章发表后，收藏界部分研究者对这张股票的真实性提出了一些质疑。实际上，这张股票的图片早在半年前就已进入我的视野。然而，由于难以找到确凿证据加以佐证，许多收藏者对其真伪心存疑虑，不敢轻易入手。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福建省造船厂”真实性的质疑。一些研究者通过全网文献检索，未能发现苏维埃政府时期直接记载“福建省造船厂”的档案史料，因此对中央苏区时期是否存在该机构感到困惑，难以定论。

    其次，是股票背面公章印文与主体名称之间存在不相对应问题。股票背面所盖的“中国苦力运输工会福建省委员会”公章，其名称中的“苦力运输工会”与股票上的“造船厂”主体似乎缺乏直接关联，这使得印文与股票核心内容的关联性备受质疑。

    要厘清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先介绍一下鉴定苏区文物思维方式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苏区文物的鉴定方法与其他文物鉴定方法有些不同。鉴定苏区文物，思维站位一定要高。只有站在历史语境的制高点，俯瞰全局，才能像“会当凌绝顶”一样，洞察文物背后的时代逻辑。如果以现代行政程序和工艺标准的思维框架去衡量苏区文物，往往会陷入“疑窦丛生”的认知误区。那些看似不符合现代规范的制作细节、尚未完善的流程痕迹，乃至与当代思维惯性相悖的设计逻辑，都可能被误认为是“造假证据”。

    苏区文物诞生于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特殊年代，其存续本身便是一部浓缩的革命史。彼时的首要目标是服务于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而非遵循和平时期的标准化生产范式。诸如文书格式的简化、字体繁简交替运用、工艺材质的局限、管理制度的粗放等“可疑之处”，恰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真实烙印。若仅以今人之视角苛责前人，以“完善性”、“规范性”为唯一标尺削足适履，难免会将承载着历史体温的珍贵文物误判为“赝品”，掉入“一叶障目”的鉴定陷阱。唯有将文物置于苏区革命的宏大叙事中，以“同情之理解”的站位穿透时空隔阂，方能在看似“不合常理”的表象下，捕捉到历史现场的真实脉动，让文物成为解读革命岁月的鲜活“密码”。

    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财政部第十九号训令）为例，其落款处加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公章（此章是银质大章，不是盖在经济建设公债上的小章）便颇具典型性。从现代行政规范来看，这枚高级别公章的印文存在明显“瑕疵”——按常规表述的“财政人民委员部”的“部”字竟然缺失（图1），致使单位名称沦为“财政人民委员”这一个人领导职务的称谓。若以当代公章制作标准衡量，多数人难免质疑其真伪，甚至断言：“国家部委印章不可能少一个字”。

图1

    然而，这一“反常”现象却是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经史料考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初创时期，政权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文书制度与印章规范尚未完全定型。在战时环境下，公章的刻制往往受制于多种主客观条件，行政体系处于动态调整中，机构名称的表述尚未形成严格统一的范式。“财政人民委员部”印章少了一个“部”字，恰是苏区政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真实写照，而非人为造假的破绽。（后来盖在经济建设公债上的印文就改正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了）。

    试想，若鉴定者固执地以“缺字即伪”的现代思维作评判标尺，这枚承载着苏区财政制度史重要信息的真公章，必将被误判为“假章”；而这份记录着红色政权经济管理实践的珍贵文物，也会因这一“瑕疵”被打入“赝品”之列。此例深刻揭示出苏区文物鉴定的核心矛盾：当历史本真与现代认知发生碰撞时，唯有放下“标准化”的执念，以“历史在场”的视角审视文物的“不完美”，方能避免将时代烙印误读为造假痕迹，让革命文物的真实价值得以存续。

    再举一个“伪装书”的例子。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为突破国民党当局严厉的文化封锁与审查制度，采取了一种极为巧妙且富有智慧的出版策略——出版“伪装书”。这些“伪装书”以封面书名与内文内容的策略性“错位”为典型特征，成为向国统区传递进步思想与革命理论的重要载体。例如，现存于上海图书馆1929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印的《中国工人》第8期，里面有苏兆征《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报告》等文章，可封面上赫然印着“爱的丛书”。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列宁选集》则伪装成“古文观止”。毛泽东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曾经用“大乘起信论”书名（图2）伪装。《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伪装书名“新出绘画国色天香”，周恩来写《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伪装书名“祈祷宝训”，《共产党宣言》伪装书名“美人恩”，《布尔什维克》伪装书名“少女怀春”，《列宁青年》伪装书名“美满姻缘”。等等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

    在鉴定这些文物时，我们绝不能简单地用现代逻辑思维去推理，主观地认定书名与内容不一致的书籍就一定是假货。相反，这些“伪装本”正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共产党人智慧与勇气的体现，是他们在艰难环境下为传播革命思想而采用的巧妙手段。

图2 《新民主主义论》“伪装书”封面

    我对苏区文物鉴定很注重“韵味”。“韵味”这东西很难用清晰的语言去描述，说白了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绝非随意的猜测或一时的冲动。我认为这种“韵味”所代表的是历史质感与经验直觉，本质上是对特定时代物质条件、制度特征与文化语境的综合感知。从股票用纸到图案风格，从文字内容到印章形态，包括纸张的边框接口，印泥的晕散效果等等，我都觉得这张股票的“韵味”是对的。至于搜索不到福建省造船厂的情况，虽要作为一个考虑因数，但不能作为对股票真假问题判断的绝对标准。主要原因是，许多苏区的单位名称并未被史料完整记载，或者虽有记载，却存在诸多错误，张冠李戴者有之，随便杜撰者也有之。由于史料的缺失，使得不少文物的来历和背景变得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确定其真实身份。比如，中央苏区出现过不少“忠发县”、“公万县”、江西省“澎湃县”（福建有一个“澎湃县”）的文物原件，却找不到任何正规史料记载，这些县是否真实存在，成为历史谜团。由中共长汀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版的《长汀人民革命史》，从目录（图3）可见，第六章设置6个小节，对4个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1个市委和市苏维埃政府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实际上，据我所知除书中所述之外，长汀地区还曾存在1931年12月建立的“新汀县委与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5月建立的“汀西县委与县苏维埃政府”；1935年1月建立的“新汀杭县委与县苏维埃政府”；1935年10月建立的“汀瑞县委”。但这些情况在书中均未提及，一般人都不了解。在收藏或研究过程中若遇到涉及此类未被记载地区的革命文物，又该如何判断真假，作何取舍？这需要理性分析，否则极易陷入认知误区、落入造假陷阱，甚至可能将珍贵文物误判为赝品。

图3

    福建省造船厂股票究竟是真是假？我们可以从以下方法来分析和判断一下：

    一、股票设计形式比较。

    这张股票属于框图结构，整体以桔红色为基调。正面（图4）上方书“福建省造船厂”6个字；中间列宁头像；旁边左右有一个留白小圆圈，圈内左边书“壹”字，右边书“圆”字；往外左右框边各有竖式长方形留白框，内书“股票”两个字；列宁头像下方有“X字第一号”编号字样；编号左右两边各有个小框，右边框内书“发展生产”4个字，左边框内书“厂长盖印”4个字；编号下方是股票发行时间，有“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字样；最下方是股票持有人的地址“福建省汀东县新桥区新桥乡”。背面（图5）盖有“中国苦力运输工会福建省委员会”直径为42毫米的圆形公章一枚；还有一个用蓝墨水书写的“8.5元”标记。

图4 福建省造船厂股票正面

图5 福建省造船厂股票背面

    苏区时期，股份制发展经济模式非常盛行，股票发行贯穿众多领域和多种层面。在众多苏区股票中，有一些股票与福建省造船厂股票极为相似。例如“闽赣省纸业合作社股票”的壹圆券和伍角券、“福建省苦力运输合作社股票”的壹圆券、“汀州市工人粮食合作社股票”的伍角券以及“汀州市刨烟合作社股票”的伍角券。这5种股票的主图均为列宁头像，正面图形设计基本一致，且均为单色石印版。

图6   福建省苦力运输合作社股票壹圆券

    我们来具体比对一下长汀县博物馆馆藏的“中国苦力运输合作社股票”（图6）。除了股票上方的宣传口号与下方股票单位名称，以及股票面值“壹圆”两个字不同之外，与“福建省造船厂股票”几乎是同一款式。颜色也很相近。票面图案的横竖尺寸也相同。有所不同的是，福建省造船厂股票上方去掉了中间两个隔段花符，把“发展苏区生产”6个字改成了“福建省造船厂”6个字；下方把“福建省苦力运输合作社”改成了“（福建）省（汀东）县（新桥）区（新桥）乡”。福建省苦力运输合作社股票是1933年发行的，福建省造船厂股票是1934年发行的。福建省造船厂股票把上方“发展苏区生产”口号，改成“福建省造船厂”单位名称，把下方的“福建省苦力运输合作社”改成股票持有人的地址。从外在形式上看，福建省造船厂股票设计显得更加科学与规范，符合事物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思维逻辑。

    从已有的5种同类列宁头像股票实物图片看，除了“福建省苦力运输合作社股票”壹圆券在左边骑缝处盖的是圆形公章外，其余4张股票均盖有长条形公章。这表明在当时，骑缝处盖长条形公章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习惯做法。然而，福建省造船厂股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其长条形公章的长度为95毫米，而股票的纵向长度仅为78毫米，印章过长导致无法完整盖在骑缝处。因此，股票骑缝处盖了一个方形印章。但由于印章只有一部分，印文难以完全辨识。经过倒置并放大观察，该印章似乎是一个私人印章，印文显示为“ΧΧ山印”（图7）。尽管目前尚未找到相关史料来明确这位带有“山”字的人究竟是谁以及其具体职务，但这一发现足以证明该股票确实有骑缝章的存在，只是属于私人印章而已。这一细节为股票的真实性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图7   倒过来的骑缝章放大

    二、背面公章分析。

    背面这个“中国苦力运输工会福建省委员会”公章对不对？我比较了一下多年前在江西收集到的一张第006560号“中国苦力运输工会会员证”（图8）。该会员证背面盖有“中国苦力运输工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印章。通过对比发现，这一印章与“中国苦力运输工会福建省委员会”的印章在图案与文字风格上高度一致，仅印文内容有所区别。具体而言，两者印章中间均由实心铁锚与空心大五角星图案组成，印文均为隶书，从右到左分为上下两行，印章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五角星（图9）。这一相似性有力地证明了“中国苦力运输工会福建省委员会”印章的真实性，绝非臆造之物。

图8   第006560号会员证

图9

    股票还有一处细节值得关注：将“中国苦力运输工会福建省委员会”印章放大后（见图 10），可见多处印泥“黏连”痕迹。这种现象，只有使用早期朱砂印泥才可能出现。暂且不说现代无需沾印泥的原子印章，即便在需沾印泥盖章的时代，市场销售的印泥质地都非常均匀平整，用干后添加“化学印油”即可继续使用，绝无“黏连”可能。而朱砂印泥的使用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试想，造假者怎会在几十年前就伪造好这张股票，留待今日出售？这显然与造假者“赚快钱”的投机逻辑相悖。

图10

    除此之外，对于印章真伪问题，我们还可以进行反向推理。假设这张股票背面印章是假的，造假者何不干脆雕刻一个与股票名称一模一样的假公章，盖上去岂不是更加天衣无缝，更可以瞒天过海？

    三、为什么会盖“中国苦力运输工会福建省委员会”的印章？

    根据王坚先生《“忠诚共产党员”黄兴发》（2019年6月3日搜狐网）一文介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之后，黄兴发按照福建省委的决定，要到已经沦陷的上杭县搞地下工作，建立“汀西南秘密交通线”，化名为“刘兴”。临行前，黄兴发把原来使用的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大大小小公章，用防潮油纸包好后埋藏起来。这些印章包括“中华苏维埃运输管理局福建分局水口检查处”木质椭圆形印章、“中华苏维埃运输管理局福建分局……（文字不全）”木质长方形印章、“中华苏维埃运输管理局福建分局金山下检查处”木质椭圆形印章、“中华苏维埃运输管理局汀州分局收发股”木质长方形印章、“中华苏维埃运输管理局福建分局检查科”木质菱形印章、“中华苏维埃运输管理局福建分局造船厂（图11）”木质长方形印章，共6枚。解放后黄兴发上交濯田公社保存，后转交长汀县博物馆。此事已经得到长汀县博物馆证实。

图11

    图11这枚“中华苏维埃运输管理局福建分局造船厂”长方形印章，就是当年黄兴发上交的6枚之一。该章长95毫米，宽21毫米，高32毫米，属国家三级文物。

    从黄兴发的人生经历看，他为人厚道，做事认真。在他保管的6枚公章中，均未发现“福建省造船厂”的印章，这说明“中华苏维埃运输管理局福建分局造船厂”就是“福建省造船厂”。只不过由于股票票幅较小，上方留白空间有限，无法完整容纳造船厂的全称，只能简化为“福建省造船厂”6个字，使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运输管理局福建分局造船厂”的简称。仔细观察图11这个长方形印章图片，其实印文也不够规范。按照常规，印文应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运输管理局福建分局造船厂”，但可能为了缩短印章长度，省略了“共和国”三个字。

    按常理，既然长条形印章因尺寸过长而难以正常使用，股票本应加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运输管理局福建分局造船厂”的圆形公章。但通过对黄兴发上交的6枚印章进行分析，造船厂大概率从未雕刻过圆形印章。在长条形公章无法加盖，且圆形公章不存在的双重困境下，股票背面不得不加盖“中国苦力运输工会福建省委员会”的印章，以此来证明股票的合法有效性。回顾那段历史，苦力运输工会与造船厂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二者宛如“一家人”。股票的发行对象均为苦力运输工会会员，在“一家人”的思维观念下，内部事务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你那印章无法使用便用我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差别。这种做法在当年得到广泛认可，被视为合乎情理的举措。这种现象在苏区文物中较为常见，并非罕见之事。

    实际上，从图6福建省苦力运输合作社股票骑缝处的印章与造船厂股票背面印章放大后（图12）细节比对可见，二者具有高度一致性：印章中心均为空心大五角星图案，两侧以实心小五角星作为分隔段，中心图案与印文之间用细线条隔开，印章边缘线条非常粗壮。进一步测量分析发现，空心大五角星右角尖与右侧实心小五角星的间距，小五角星与下方首个印文“福”字的间距，以及印章的直径，两个印章完全吻合。这一证据充分表明，两张股票所盖印章实为同一枚。此细节从另一维度印证，加盖“中国苦力运输工会福建省委员会”印章是当时的工作惯例——无论是苦力运输合作社股票还是造船厂股票，均统一使用该印章。

图12

    四、史料上的福建省造船厂。

    其实，关于福建省造船厂的历史，史料还是有一些记载的，只不过这些史料没有上传到网上，所以网络搜索不到。《长汀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140页就有这么一段文字：“为了发展航运事业，在汀城、水口成立了修船和造船两个厂，厂长黄兴发，共有工人200余人，平均每三天可以造一只木船。不但解决了本地船只缺少的问题，还有把船只出卖给武平、上杭等县。”

    当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就在长汀县城。所以《长汀人民革命史》所说的修船厂、造船厂就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直属企业，并非长汀县的县属企业。此事有黄兴发的个人经历及其保管的印章为证，不用怀疑。

    综上所述，福建省造船厂股票不仅是真实可靠的历史遗存，更是目前国内外首次发现的苏维埃区域造船行业股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造船事业的重要历史见证，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这件珍贵文物不仅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密码。它的妥善保存与现世呈现，为学界研究早期党的造船事业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史料，堪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的“立体教科书”，对于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