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中国近代史上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役——淮海战役。这场历时66天的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一次生死较量。解放军投入兵力60万，而国民党则投入了80万兵力。最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令世界军事专家为之震惊。

    解放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最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解放军在前线奋勇作战，而老百姓则成为了军队的坚实后盾。从后勤供给到伤员救治，当地百姓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一切，让部队能够全身心投入战斗，毫无后顾之忧。据统计，在战役期间，支前民工人数高达543万余人，仅负责二线物资转运（推独轮车）的民工就多达130万人。有人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种军民一心、血肉相连的关系，正是我们军队与老百姓之间“鱼水情深”的生动写照。

    要论军队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恐怕全世界都很难找到像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老百姓这样亲密无间的关系了。抗日战争时期有个非常经典例子：1941年11月4日，日伪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残酷的扫荡。驻扎在沂南马牧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遭到敌人包围。在激烈的突围战中，一名八路军小战士不幸身负重伤。他在穿越坟冢与树林时，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普通的沂蒙山区妇女——明德英。明德英看到小战士浑身是血，生命垂危，毫不犹豫地将他藏在厚厚的树叶下。当两名追踪而来的日本兵气势汹汹地赶到时，她临危不乱，巧妙地将他们引向相反的方向。敌人走后，她发现小战士因失血过多已陷入昏迷。当时正值哺乳期的明德英，面对找不到水的困境，毅然用自己的乳汁为小战士续命，这份母爱般的关怀，成为他生命的希望。小战士苏醒后，明德英又毫不犹豫地杀鸡炖汤，为他补充营养；她还小心翼翼地为他清洗伤口，防止感染。在明德英一家的悉心照料下，小战士奇迹般地康复了。半个多月后，他伤愈归队，重新回到了抗日前线。明德英的这一感人事迹，生动地展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与老百姓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这种情谊，是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生动写照，更是沂蒙精神的深刻体现。

    当然，这只是抗日战争时期军民关系的一个缩影。事实上，类似的感人故事在全国各地不胜枚举。这就是人民军队在短短四年的解放战争中，仅凭小米加步枪，便战胜了800万拥有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的真正原因。正因如此，毛主席深刻总结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许多人或许很好奇，人民军队与老百姓之间这种深如鱼水的情谊，究竟始于何时呢？这里有一枚小小的布章，它承载着那段熠熠生辉的历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细细品味其中的奥义。

图1   长方形优待红军家属证章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小布章（图1），名为“红军家属优待证”。这张“红军家属优待证”，是苏区时期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发给江西省兴国县龙沙区红军家属钟德利的。它长107毫米，宽63毫米，正面为红麻布。最上方有“兴字第8687号”字样，接下来是一个地球与五角星相叠的图案，五角星内是镰刀与锤头交叉的党徽图案，两边各有一个背枪的红军战士像。图案下方右侧写着“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中间是大字“红军家属优待证”，左侧为“江西省兴国县龙沙区发给”。背面为白麻布，右边竖书“钟德利”三个字，中间竖书“当红军是最光荣的”八个大字。优待证上方的挂耳串了一根用苎麻纤维制成的绳子，这种绳子是农村妇女纳布鞋时常用的材料。小时候，我还亲眼看过妈妈制作这种绳子的全过程，因此倍感亲切。

    这种证章之所以会出现，还得从人民军队的创建历程说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原本希望通过与国民党合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然而，1927年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导致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猛醒，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毅然发动武装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建立了红色政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启了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之路。

图2   圆形优待红军家属证章

    人民军队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被称为苏区时期。当时条件极为艰苦，红军的服装五颜六色，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还面临着敌人围追堵截的严峻战争环境。为了巩固红军队伍，保障红军战士无后顾之忧，我党坚持走群众路线，制定了一系列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政策。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这是我国第一个优待军属的基本法规，为苏区的拥军优属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外，中央苏区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条例，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优抚红军的政策体系。根据这些规定，红军家属在苏区享有诸多优待政策：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同样分田，由耕田队与劳动互助社帮助耕种；各级政府接济红军家属生活；红军本人及家属免纳捐税与房租；享有减价购物及优先购买权利；享受医疗、交通、娱乐、读书与通信优待；发给红军家属光荣牌和优待证，建立与红军家属的联系制度；建立红军受伤、牺牲抚恤制度；建立红军退役和退休安置制度等等。

    据史料记载：“兴国、赣县、万太、永丰、于都、宁都、胜利、公略等县的报告，在这些县所属的大部分地方……群众为支援红军家属而进行劳动，多者六个劳动日，少者四个劳动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327页）。”“在军区政治部和胜利县各地的群众都曾动员了全部人手，帮助红军家属收割（《红色中华》报第42期）。”在上杭县才溪乡，以乡为单位组织了拥护红军委员会，以区为单位统计分配劳动工，劳动比较困难的就多派劳动工补助。“尤其是在春耕夏耕秋收忙的时候，还组织了耕田队(每十人为一组)和帮助红军家属栽植割禾等。他们不但自己带饭包，加速工作速度，而且自己带应用工具——犁、耙、锄头、镰刀、粪箕……等（《斗争》报第35期）。”在兴国县长冈乡，“凡是红军家属的田，均以村为单位指定了耕田队、模范耕田队负担耕种好了；全乡的儿童团组织了四个肥料队，捡粪铲草皮，供给红军家属的肥料，还建立了四个肥料屋，都是由肥料队负责；以乡为单位的儿童组织养牛队帮助红军家属照顾耕牛。又将大的儿童和老同志组织了看水队，替红军家属看田中的水，没有耕牛的红属，除由犁牛合作社供给外，私人的耕牛也来帮助红军家属耕耙（《红色中华》报第189期）。”

    红军家属是苏区一个光荣的群体。他们为了支持革命，忍受着亲人远离的痛苦，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许多红军家属在丈夫、儿子参军后，依然坚守在家乡，努力维持生计。苏维埃政府通过发放“红军家属优待证”，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实际帮助，更给予了精神上的慰藉。以钟德利为例，他的亲属参加红军后，凭借这张优待证得到了苏区政府的诸多照顾。这份关怀不仅是对红军家属生活上的支持，更是对红军战士的极大鼓舞，让他们在前线能够安心作战。

图3   菱形优待红军家属证章

    苏区的拥军优属政策，不仅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实际困难，更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这项政策的制定、贯彻和实施，领导带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均带头执行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积极参加礼拜六优待红军家属活动，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耕田，带动了各项优待政策措施的落实。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苏区群众也都积极地参与到优待红军家属的活动中。苏区掀起了一股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从物质上、精神上、政策上给予红军家属各种优待，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当红军家属是无上光荣的。苏区流传很多中央领导帮助红军家属的故事，比如说张闻天帮杨大妈砍柴：有一天，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下肖区检查工作时，发现红军家属杨大妈生活很困难，因为她丈夫早亡，儿子参加红军了，家里连柴火都没有。张闻天深情地安慰杨大妈说：“老人家，你儿子参加红军去了，我们应当感谢你。你有难处，我们一定帮你克服。”第二天，恰逢星期六，一大早张闻天就脚穿草鞋，腰挎柴刀，领着大家上山砍柴。因张闻天是高度近视，有人劝他说，“你这么近视，就不要上山了”。张闻天却说：“不要小看我，我可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午后，张闻天挑着满满一担柴来到杨大妈家。杨大妈见状，赶紧从屋里出来，拉着张闻天的手说：“张主席，你看你这么忙，还记挂我的事……”张闻天应道：“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哪能忘呢？”张闻天帮助红军家属砍柴的事迹，被刊登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61期上，在苏区引发热烈反响。

图4 《红色中华》第161期报道原文

    此外，苏维埃政府还通过开展革命竞赛、授予光荣牌、树立优属模范等方式，激发群众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情。这种军民团结的氛围，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也为红军的不断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深厚的军民情谊，让红军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取得胜利，最终走向全国解放。

    在弘扬拥军优属精神的今天，我们回顾这张“红军家属优待证”背后的故事，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传承和弘扬苏区精神。在新时代，拥军优属依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要继续发扬苏区时期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关心关爱军人及其家属，让他们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温暖。这张小小的布质优待证，虽然已经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但它所承载的红色基因和拥军优属精神，依然在新时代熠熠生辉，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这张“红军家属优待证”不仅是苏区拥军优属政策的见证，更是军民一心、共筑革命胜利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