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毛笔书法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它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令无数人为之赞叹。不过，书法作品尤其是草书，由于笔画的简化和连笔运用，常常使得字迹难以辨认。人们往往需要依据上下文的连贯性，以及中国传统的语言表达习惯来推测和揣摩字义。例如，西晋时期陆机的《平复帖》，仅有86个字，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吸引了无数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但仍有一些字的解读没有准确的定论。不仅草书如此，行书甚至楷书中也存在一些令人费解的字。比如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进门门楼上方，乾隆皇帝题写的“避暑山庄”四个字，其中“避”字右边的“辛”多了一横。据说是乾隆皇帝故意把“辛”字下方的两横写成三横，以避讳有逃躲之嫌。因此，很多书法作品并非一般常人能够轻易理解。                          

    苏区文物中一些字的写法也一样，常常让人似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来看看这两张苏区选民证（图1）的情况：

图1

    这两张选民证是江西省瑞金县云集区吴坊乡第一村许远棚夫妇的。选民证制作比较简单，用铅笔画格子，毛笔填写内容，加盖公章。从这两张选民证可以看出，选民许远棚夫妇都符合选民资格，可以出席云集区的选举大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证上分别加盖了两个不同的公章。一个是圆形公章，其印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省瑞金县云集区吴坊乡苏维埃”。一个是条形公章，其印文为“瑞金第四区第二乡苏维埃政府”。       

    苏区时期，文件的制作比较随便，没有像现在那么严格的要求，能表达意思就可以。盖章也一样，类似上述选民证这种在同一文件上有两个印文不同的公章情况也较为常见，不足为奇，大家都习惯了无所谓。

    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两张选民证上方表格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字，一般人都看不懂（图2）。这个字上下结构，上方是一个“士”字，下方是一个“也”字。既不像“声”字，也不像“毒”字，字典查找不到。经过大家辨认，一致认为是一个“地”字。右边为“地区”两个字，左边为“地位”两个字。

图2

    战争年代，山区农村的工作人员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对行文规范要求不够重视，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书写习惯和异体字的使用。比如“兴国县”的“国”字（图3），在苏区文物中常常可以看到“口”字旁，右边一个“王”字，成为左右结构的组合字。这种字大多数“口”字比“王”字小，不少人误读为“旺”字，说是“兴旺县”。又比如江西省赣县的“赣县”两个字（图4），“赣”字用“干”字代替，“县”字只有繁体字左边的一半，右边一半的“系”字没有了，可下一行的“于”字又使用繁体“扵”字，繁、简、错字并用。再比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分铜币正面的“苏”字（图5），这个字上下结构，由繁体“艹 ”字头和“禾”字组成，这种组合字在古代汉字中是不是存在我不懂，但在现代汉语字典中查找不到。这种写法可能是为了节省空间或者出于艺术设计的考虑，是苏区时期特有的产物。这些特殊的写法反映了苏区时期文化和语言的特殊性，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在书写上的创造性和适应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字的写法虽然逐渐被标准化的现代汉字所取代，但却反映了当时一段真实的历史文化现象。

图3

图4

图5

    在苏区文物中，此类事还真不少，不一一列举。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两张选民证的情况。从外观上看，除了这个让人难以辨认的字以外，家庭成分被标注为“社会”，选举单位被标注为“地位”，许远棚妻子连正规的名字都没有称之为“黄赤姑婆”，不免让人产生误解和怀疑。然而，经过众多苏区文物收藏家和苏区史料研究专家多角度的分析和评估，一致认为属真品无疑。正是这些特殊的书写风格、语音表达方式以及公章特征，留下了苏区文物所特有的历史印记。

    选民证是选民参与选举大会的身份凭证，其发放过程严谨有序。在填写选民证之前，必须经过细致的调查和考核，通过层层审查，确保每个选民符合选举法规定之条件。这一过程体现了选民证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它不是简单的一张纸条，而是经过严格程序后发放的重要文件。因此，这两张选民证不仅是个人参与选举的证明，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苏区时期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早期叫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制度曾经被毛泽东称为最完满的制度，苏维埃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还曾经说过：“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而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它就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求是网文章：《中华苏维埃时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始探索实践》）。”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西考察时深情地说：“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图6   江西省石城县古樟区前江乡石马下村1932年9月12日的选民登记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11月。1927年11月5日，海陆丰第三次起义获得成功。13至16日，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澎湃主持召开海陆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海陆丰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

    1927年11月27日，秋收起义部队攻克湘赣边界的茶陵县。28日建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此后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多个县级工农兵政府。1928年5月底，湘赣边界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辖茶陵、遂川、永新、宁冈、莲花、酃县等县工农兵政府（王旭宽著《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1、21页）。

    赣南苏区的红色政权绝大部分是在1929年3月之后建立起来的。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沿赣西南一路直到闽赣交界的罗福嶂，在这里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向赣南闽西方向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1929年2月开始，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播撒革命火种，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从那时候起，赣南闽西地区革命形势如火如荼。

    初期建立的红色政权有的叫“苏维埃政府”，有的叫“工农兵政府”，有的叫“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有的叫“革命委员会”，还有的叫“广州公社”。这些政权名称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政权，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普遍通过了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形式，实行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构的人员，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

    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曾经制定过《革命委员会组织纲要》《苏维埃组织法》（时间待考）。《革命委员会组织刚要》规定：凡年满16岁的男女有劳动能力者和被剥削者非宗教徒的工人、农民、士兵、贫农，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区或城市代表大会代表任期6个月，县代表大会代表1年。《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乡代表大会每50人选举出席代表1人；执行委员会5至7人组成，由选举产生。区代表大会每500人选一代表，执行委员会7至9人组成，由选举产生。

    这种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红色政权的过程，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图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等各苏区及红军各部代表610名。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副主席及政府机构人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诞生，为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