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闫顾行结束了在宁夏的“四清”工作回到北京,体检时被查出患有肺癌,组织上安排母亲专职照顾父亲。1965年9月,父亲病情加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为让母亲得到休息,组织特意为他们提供了双人病房,这一安排既体现了对父亲的关怀,也照顾到母亲的身体状况。

父亲与母亲
当时我刚升入小学六年级,我的母校是北京育才学校。
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成立的保小,首任校长是中国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他曾经时毛泽东的老师。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军进攻革命圣地延安,保小师生被迫撤离,渡过汹涌的黄河,翻越险峻的太行山脉,历经两千余里的艰难跋涉,最终安全抵达晋察冀边区。
新中国成立前夕,学校随党中央迁至北京,入驻了历史悠久的明清皇家园林先农坛。校园内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与苍松翠柏交相呼应,营造出古朴典雅的学术氛围,这里既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又能体验到宁静致远的治学环境。
这片融合了皇家气派与书香气息的园林,为师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学校实行住宿制,中学男生宿舍和小学五六年级男生宿舍分别位于太岁殿院内的东、西配殿。
太岁殿是学校的礼堂,前面拜殿的东西两侧分别是小学高年级学生食堂和中学学生食堂。

太岁殿院落,由拜殿(南)、太岁殿(北)、东配殿、西配殿组成
北京的医院将探视病人的时间定在每周三、六、日的下午三点至六点。而学校规定,除寒暑假外,学生只能在周六午饭后离校,周日熄灯前必须返校就寝。
这导致我周三无法探视住院的父亲。如果选择周日前往,必须提前回家吃饭以确保按时返校,这样陪伴父亲的时间会大大缩短。相比之下,周六就成为唯一可行的探视日。
每次去医院探望父亲,我总喜欢步行。天桥是必经之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这里曾有一座横跨南北的“锣锅桥”,静卧在龙须沟上。因皇帝祭天、祭先农时必经此桥,故得名天桥。
明代时,这里河道纵横,垂柳依依,风景如画。由于靠近景区,游人络绎不绝,带动了周边茶馆酒楼的繁荣。各路艺人纷纷在此献艺,说书唱戏、杂耍表演热闹非凡,形成了独特的市井文化氛围。
走在路上,我总会被民间艺人的“撂地”表演吸引,精彩场面让人流连忘返。我还会把家里给的车票钱省下来,买成小零食。虽然钱不多,但买的零食却不少,足够一路吃到医院。

老天桥艺人的那些绝活
进到父亲的病房,父亲苍白的脸上立刻露出温暖的笑容。他轻轻招手让我坐到床边,关切地询问我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母亲总会适时递来新鲜的水果,父亲则欣慰地听着我的回答。
每当听到我在学校生活得很好、学习成绩也有所进步时,他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有时还会用虚弱却充满慈爱的声音和我开个小玩笑。
当父亲需要休息时,我便安静地守在病床前,默默注视着他安详的睡颜,心中祈祷着康复的奇迹。
一次父亲吃过晚饭,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位穿着病号服的阿姨走了进来。她面容慈祥,父母都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母亲还让我喊她伯母。
她走到病床前,关切地问父亲,今天感觉怎么样?睡得好吗?吃了多少?显然,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望父亲了。父亲轻声回答,还行,睡得好,吃的也不少。
母亲在一旁像告状似的插话说,他只睡了一小会儿,每顿只吃一两,这还是在完成自己定的任务,否则连一两也吃不了。伯母听后说,一定要吃饭,多吃才能战胜病魔。父亲回答说,我听大姐的,一定多吃。伯母又叮嘱了几句,回头看了看我和妈妈,然后转身出了病房。

父亲与我
我对这位伯母的身份感到好奇,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病房门再次被推开。只见她手里拿着一盒高粱饴,微笑着将糖盒递给母亲说:给孩子吃吧。母亲连忙推辞:邓大姐,您太客气了,孩子不缺零食。伯母幽默地眨眨眼:他们送这种糖,我吃了怕是要把牙都粘掉了。她风趣的话语逗得我忍不住偷偷笑了。
伯母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转头问:这是你们家老几?母亲答道:是老五,最小的。伯母慈爱地端详着我,轻声问:孩子,今年多大了?在哪个学校读书?上几年级了?我认真做了回答。
伯母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要好好学习,将来接好革命的班,报效国加。说着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说:我就喜欢孩子。好了,你们一家人说说话,我去看看其他人。
伯母离开后,母亲告诉我,她就是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大家都尊敬地称她为邓大姐,她是党内三位大姐之一。邓大姐与周总理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无私奉献,没有子女。然而,却非常喜欢孩子,因此收养并照顾了许多革命烈士的子女。在她住院期间,几乎每天都来探望父亲。

邓颖超伯母
时光飞逝,六十年转瞬即逝。当年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如今已步入老年。伯母那慈祥温和的面容,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她轻声细语,温暖的话语如同春日和煦的微风;她循循善诱,每一句叮咛都像黑夜中的明灯,为我指明前路。最难忘的是伯母送的那盒高梁饴,晶莹剔透的糖果散发着甜美的香气,那滋味至今仍萦绕在舌尖。这些珍贵的记忆,经过岁月的洗礼愈发鲜明,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的珍藏。

高粱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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