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静静存放着13000余张敦煌遗书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年逾八旬，涵盖了斯坦因、伯希和所劫敦煌文献中最精华的部分，但照片从何而来，往事如烟，一度被尘封在档案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最艰难的时刻，王重民、向达等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交换馆员的身份，与英法汉学家合作共事。旅欧5年，他们节衣缩食、受尽冷眼，终于拍得上万张敦煌遗书照片。

    历尽艰辛换来的照片，却在日寇铁蹄下命运跌宕：照片影印出版前夕功败垂成，有的在长沙轰炸中化为灰烬，有的在海外流浪十多年……幸好，劫后余生，老照片终于回归公开时，敦煌“伤心史”早已远去，中国学人也已站在敦煌学研究的中心。

    尘封照片

    第一次在库房见到13000多张敦煌遗书老照片时，刘波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照片将带他踏入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大门。

    那是他调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文献组的第一年，“这些老照片年头不短了，但在我们古籍馆只能算比较新的文献，每张照片大概有A4纸那么大，品相特别好，甚至没有一点泛黄的痕迹。”

    这些老照片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共包含1500余种文献。因研究使用者不多，它们静静地躺在国图库房，时隔多年仍保持着最初的清晰面貌。1984年，20多岁的北大青年荣新江刚开始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旅程。他到巴黎翻看敦煌卷子，查找归义军史料，发现有的写本被反复借阅，千年纸张经不住人们翻来倒去地折腾，一些带有文字的纸块已然脱落而不知所在。没想到，回国后，反而在国图珍藏的这些老照片上，找到了清晰的文字。

    荣新江的这个故事，刘波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如今担任国图古籍馆副馆长，不过，初次见到这批老照片时，他还是敦煌学的门外汉，“没有多想，只知道要小心一点，不能把它们弄坏了。”机缘巧合，第二年，国图百年馆庆编纂馆史，刘波负责撰写1931年至1937年的一章。翻阅一件件尘封档案时，一个名字频频出现在他眼前——王重民。

    “王重民先生就是上万张老照片的主要拍摄者。”刘波告诉记者，从那时起，好奇心驱使着他，搜罗、阅读更多的史料，一段拍摄海外敦煌遗书珍本的往事由此浮出水面。

    上世纪30年代，王重民等年轻的图书馆员受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以下简称为“平馆”）馆长袁同礼派遣，前往巴黎、伦敦等地，搜集、整理散落海外的敦煌遗书。5年时间，他们共拍摄照片13000余张。这些照片使国人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了“伯希和劫经”的面貌，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依据。

    王重民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今信息管理系）创始人，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作为代理馆长，主持革故鼎新之际的国家图书馆。在图书馆学界、目录版本学界，他是毋庸置疑的一代学术大家。1941年平馆善本秘密运往美国保存前，王重民冒险抵达上海，每天潜入法租界，从300箱古籍中精挑细选出100箱善本精华，靠的就是大脑中堪比计算机索引的学术积淀。

    他还是中国第二代敦煌学人的中坚人物。欧洲访学期间，他为伯希和所劫敦煌卷子编了一整套目录，后来收进他主持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这套总目索引，至今仍是许多敦煌研究者的“寻宝地图”。用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李德范的话说，“世界上凡是研究敦煌学的人，没有不利用这本书的。”

    遗憾的是，因他在“文革”末期含冤去世，亲友又一贯低调，王重民的名字一直以来并非大众关注的热点，更不用说这段海外寻回敦煌的陈年往事。

    所幸，刘波对往事的探寻并非终点。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重民全集》编纂”立项。如今，随着项目接近尾声，散藏于国家图书馆、北大信息管理系乃至法国、英国、美国等地的信札、史料汇聚一处，王重民的生平与形象逐渐鲜活生动。而中国学人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宁愿饿着肚子受气也要寻回敦煌文献的故事，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1900年，八国联军肆虐华夏之时，王道士不经意打开了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数万件4至11世纪的古代写本重见天日。生不逢时，敦煌遗书的命运注定坎坷。自1907年起，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纷纷涌至敦煌，以各种名目劫走了数不清的敦煌瑰宝。国宝散落异乡，中国学者既不可望，亦不可即。

    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随身携带部分敦煌卷子。不成想消息走漏，国学大师罗振玉带着王国维找上了门。看到伯希和手中的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罗振玉大为惊叹：宋代的古籍流传近千年已不容易，何况这些更古老的？

    他急忙找人一起抄录文献，一时之间，伯希和在八宝胡同的住处，成了北京的一道学术风景线。中国敦煌学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董康、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蒋斧、叶恭绰等，穿梭往来于八宝胡同，或抄录，或阅读，忙个不停。

    作为中国人，抄写被外国人劫取的本国经卷，他们内心深处的“可恨可悲”自不必说。可国家孱弱，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伯希和的“善意”，奋笔疾书。敦煌宝藏已经落入外国人手中，研究上不能再落于人后了。

    从八宝胡同抄录敦煌文献的第二天，罗振玉就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公开向国人介绍敦煌石室宝藏及其发现的情况。中国敦煌学的起步由此开始。

    然而，更多的敦煌遗书早已被伯希和、斯坦因运回欧洲。

    1910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游历欧洲，渴望一睹伯希和劫取的敦煌卷子。好不容易获得特别参观许可，结果却发现，珍贵的文献被锁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密室”内。重重大门和铁锁保护下，伯希和秘不示人的态度可见一斑。

    保管斯坦因所劫文献的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部，态度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1933年，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曾受平馆委托，与之商量拍摄敦煌遗书中佛经以外的写本，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写本以便抄录，又被拒绝。馆方只允许他依据目录厅中的编号卡片，限时限量借阅。然而，这些卡片只有编号，一点内容提要都没有，怎么可能从几千件敦煌文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浦江清实在没办法，又提出义务为英藏敦煌文献编目，以方便学者利用，最后还是吃了闭门羹。

    第二年，浦江清的好友张荫麟途经伦敦，来到大英博物馆。吸取好友的前车之鉴，张荫麟索性不找工作人员借阅，而是站在写本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逐字抄录了数十种敦煌写本。

    张荫麟在大英博物馆抄录敦煌写本的同一年，王重民来到法国，终获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伯希和认可，成为第一个在西方图书馆编写敦煌卷子目录的中国学者。伯希和被称为汉学界的“祖师爷”，曾感慨中国人“以德报怨”——相比斯坦因，他对于从中国地盘上拿走那么多宝藏，似乎还知道不好意思。但他“完全没有兴趣培养年轻的汉学家”，与他交往六年的西方汉学家丹尼斯·赛诺曾斩钉截铁地说，“第一眼的和善与亲切绝不是伯希和的主要性格特征”。

    貌不惊人的中国青年学者王重民，凭什么打动了伯希和？这就不得不说到王重民的恩师袁同礼先生。

    交换馆员

    袁同礼主导平馆馆务多年，曾留学美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现代图书馆学人才。更为难得的是，他的朋友圈网罗了一大批知名汉学家，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钢和泰、瑞典的斯文·赫定、美国的恒慕义和费正清，都频频出现在他的往来信札中。

    大约是受益于自己在国外图书馆的经历，袁同礼深知中外交流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他极富远见地意识到，世界一流的图书馆首先需要专业人才，而国外图书馆所藏的中文图书，则需要中国学者帮忙整理。一方缺历练，一方缺人手，何不交换馆员，各取所需？

    1930年，平馆与国外各大图书馆的“交换馆员之办法”应运而生。从这一年开始，平馆先后派遣了10余名馆员赴海外访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国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都有袁同礼散播出去的“学术种子”；与此同时，平馆也出现了杜乃扬等欧美图书馆员的身影。

    王重民是交换馆员中最突出的一位，亦是袁同礼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二人相识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上，彼时，王重民颇有点“成长的烦恼”。

    他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的一个农村大家庭。中学毕业后，父亲希望他考取速成班，或是官费学校，以后可以做官，早些赚钱。但王重民受到新文化思潮熏陶，坚信“求学问可以赚大洋的观念是不对的”。父子俩谈不拢，父亲一怒之下，中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为完成学业，王重民只得自力更生，当过家庭教师，做过《益世报》兼职编辑，有时也为报刊撰写文章，用稿酬补贴学杂费。老师们得知他的困难，纷纷出手相助。袁同礼那时任北海图书馆（后并入平馆）馆长，便介绍他课余到馆里兼职。从这时起，王重民的学术和教书生涯再也没有离开图书馆。

    他没有辜负老师的赏识。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那时在教育部编审处任职，为王重民谋了一件差事——给近年出版的杂志编纂一份国学论文索引。

    什么是论文索引？对于今天习惯网络检索的年轻人来说，可能过于陌生了。刘波向记者解释，“编纂索引，就是把当时报刊上刊登的所有关于国学的文章收集起来，按照人名、文章名字编一个索引目录，这样别人就可以很方便地检索。”如果打个比方，“有点像现在的中国知网论文库，只不过那时没办法进行网络检索。”

    凭一己之力编纂一份纸质版“中国知网”，可想而知，工作量有多大。然而，20多岁的王重民只花了一个暑假，遍访北平各大图书馆，阅读了近60种杂志，居然完成了涵盖1905年至1925年所有杂志的《国学论文索引》。皇皇五册巨著，详细记录了每篇国学论文的题名、作者及所在杂志的卷数、期数，有的还附有内容摘要。这份“暑假作业”正式出版后，立即成为当时研究国学的重要工具书。

    不仅如此，大学期间，他还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纂过《四库抽毁书提要》，帮助梁启超纂修过《图书大辞典》，甚至出版了专著《老子考》。有了这样亮眼的“简历”，未等毕业，王重民就正式入职平馆。第二年，因工作出色，被袁同礼委以重任，担任平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

    袁同礼是王重民最早的伯乐，但欣赏他才华的学者还可以列出一长串。胡适晚年对《水经注》研究情有独钟，其缘起就是王重民的一封信。二人往来信件中，与《水经注》相关的就有160余封。

    王重民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古籍？专业是无线电技术的次子王平，曾经一无所知。直到父亲去世后，王平帮助母亲抄录父亲生前的文章，才惊讶地发现，许多字自己居然都不认识，只好照猫画虎地描下来。他不由地感慨，父亲称得上那个时代最强的“电脑”和“搜索引擎”了。

    应该是这种堪比电脑的超强能力，让袁同礼将他视为派往法国的不二人选，也让他得到了伯希和等法国学者的认同。

    当时，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一大批伯希和从东方带回的中文书籍，但馆里却没有懂中文的研究馆员。唯一有能力整理编目的伯希和，忙得无暇分身。如此，2072种约3万册书籍竟被束之高阁，完全无法利用。王重民一来，伯希和迫不及待地把这项紧急任务派给了他。王重民不负众望，如今，他编写的两大册厚厚的目录，仍存放在法图，作为工具书福泽后人。除了中文图书，伯希和及他的老师沙畹收藏的东方拓片，也经王重民之手，第一次有了完整清晰的目录。

    不仅完成了“超人的工作”，王重民似乎还继承了恩师袁同礼的社交才能。伯希和异常繁忙，王重民与他的私人交往不算多，但戴密微等其他法国汉学家就不一样了。每周三，戴密微都与王重民会面，两人约定，如果谁有事不能赴约，就写信问候对方或交流汉学讯息。1952年，戴密微出版《吐蕃僧诤记》时，首先感谢的就是王重民。1939年，王重民的儿子王黎敦出生，法国汉学家杜乃扬还帮他物色保姆，而戴密微夫妇则送去了一只婴儿摇篮。

    有了伯希和的认可和法国朋友的照顾，阅读、整理甚至拍摄法藏敦煌遗书变得顺理成章。但法国朋友可能不知道，“超人的工作”中，王重民最关心的始终是敦煌遗书。

    为平馆拍摄敦煌遗书，这项大工程最初究竟是袁同礼的动议，还是王重民的建言，已经无从考究。但旅欧5年，每次有机会借阅敦煌遗书，王重民总觉“最为快乐”。他的遗孀刘脩业曾回忆：“巴黎如画的风光和繁华的生活，都没有使他陶醉……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这些（敦煌）写本上。”

    而在国内，王重民赴法不足半年，袁同礼已经开始为拍摄敦煌遗书的大项目“拉赞助”，找经费。“袁先生应该早有规划，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派人去编目。”刘波推测，用拍照的方式寻回敦煌，才是袁同礼派遣交换馆员的核心任务。

    清华襄助

    通过拍照影印，将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寻回，以方便学界利用，中国敦煌学者早就有了这样的愿望。

    1910年，罗振玉计划刊印伯希和所得的敦煌遗书，还委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希望在商务出版。那年春天，张元济西行赴欧，在光线暗淡的密室内一睹敦煌遗书真容时，便是为了与伯希和商谈照相出版之事。

    当时，张元济只是匆匆浏览了法藏敦煌遗书。让他高兴的是，伯希和不仅口头同意，还提醒他，大英博物馆亦有一批敦煌遗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知道斯坦因劫经的存在，张元济又惊又喜，立刻前往英国。几经辗转，总算见到斯坦因，没想到对方竟也表示答应。

    然而，此后的事实证明，斯坦因很可能只是口头应付。伯希和倒是断断续续寄来一些敦煌文献照片，罗振玉悉心整理后，印行了《鸣沙石室佚书》。不过，将英法藏敦煌遗书系统影印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王重民以“交换馆员”身份赴欧，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超人的勤勉工作取得信任，中国学人盼望多年的影印一事，终于有望实现了。

    是的，袁同礼不仅希望拍摄敦煌遗书，还筹划着将这些照片影印出版。但当年不比现在，人人都有智能手机，拍摄高清图片易如反掌。那时，拍照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雇用专业摄影师、使用专业设备，才能获得质量上乘的照片。

    “光是拍摄的费用，初步估计就得5000元，这对当时的平馆来说是一笔巨款。”谁能共同分担这笔巨额款项？刘波在国图的档案中，找到了1935年1月17日平馆致清华大学的一封函件，“馆里与清华大学协商，共同出资，所拍照片各得一份。”

    有意思的是，该函末尾的致送机关，先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而后抹去，改成了“清华大学”。刘波据此分析：“很显然，袁先生在考虑合作机关时，曾有一段斟酌选择的过程。”

    袁同礼最终选择清华大学，应是希望借助陈寅恪的力量。毕竟，陈寅恪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最懂“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刘波向记者解释：“当年大学要做决定，教授们的意见很重要，陈先生支持做这个事情，学校才可能出钱。”

    果然，一星期后，清华大学就发来函复：“敝校对于此举，甚表同意。”不过，因购书经费所剩无几，清华表示只能出1000元，希望以此购得一份影片，而底片则归平馆所有。

    经费有了着落，王重民随即开始拍摄。他聘请了一位失业的犹太人当摄影师，此人上午来馆摄影，下午在家洗晒照片，如此每周就可以拍出一百余张照片。王重民本人则每天大致花半个小时，亲自指挥和监督拍摄，以冀减少错误。这样过了一个月，已经拍摄到“数十种国人所未见之秘籍”。

    袁同礼原本计划，尽可能拍摄巴黎所存的全部敦煌遗书。不过，因遗书数量太多，势必不能全部拍摄，王重民不得不选择“于我国文史关系极钜”且“有影印价值者”，优先拍照。幸好王重民在古典文献方面的学问了得，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快速筛选出最有价值的文献。

    拍摄进展顺利，王重民却无奈地发现，有价值的文献实在太多了，最初预计的5000元根本不够用。找钱的难题，还得袁同礼来想办法。1935年5月，平馆再次致函清华大学，商议增加拍摄经费。清华又欣然襄助，与平馆各追加了2000元。这些费用用来拍摄法藏敦煌文献应该够了，可是英国还藏有大批敦煌写本。双方合作愉快，商议之后，又各自出资4000元，用于拍摄英国所存的“斯坦因劫经”。

    英国受气

    在英国负责拍摄敦煌卷子的，是袁同礼派到欧洲的另一名交换馆员向达。如果说王重民去法国前，以版本目录学和古典文献研究的专业能力见长。那么，向达旅欧前，在敦煌学界已小有名气。

    他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早年就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因此阅读翻译了大量中外著作。《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西方探险家关于敦煌的一手资料，就在这时进入了他的书单。1930年，到平馆工作后，青年学人互相切磋，向达的研究水平更是突飞猛进。他的成名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出版于1933年，当年被李约瑟称赞有加，近百年后的今天，仍是敦煌学者必读的经典名著。

     翻译过《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后，向达终于有机会抵达伦敦，目睹被劫掠的国宝，他期待不已，又感慨万千。没想到，不远万里前去，情况却不乐观。

    外派第一年，向达在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工作。彼时的平馆，经费一年比一年紧张，王重民外派时，馆里尚能支付一半月薪。到了向达，平馆能支付的只有往来欧洲的旅费，至于抵欧后的生活费，只好抛给鲍德里图书馆想办法。

    吴芳思曾任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在鲍德里图书馆有关向达的档案中，她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细节：为给向达申请四个月共150英镑的工资和生活费用，鲍德里图书馆馆长到处碰壁。

    档案没有显示，150英镑最终是否获批。倒是向达在自传中说，1936年秋结束牛津大学的工作后，他转去伦敦大英博物馆，查阅此行最向往的敦煌遗书，“这算是北平图书馆交给我的研究工作，生活费用是由在牛津工作所得的工资以及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所请得的奖学金来维持的。”

    也就是说，在伦敦查阅敦煌遗书时，向达已经没有固定薪水。而在牛津工作时，他的囊中羞涩，还被杨绛写进了回忆录。钱钟书和杨绛那时在牛津读书，向达则借住在一位牧师家，吃腻了最便宜的土豆，就去他们家蹭饭，换换口味。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向达嘀咕在休士牧师家天天吃土豆，顿顿吃土豆。我们请他吃我家不像样的饭。”

    吃住省下来的钱，向达自有宏愿。除了敦煌遗书“有钱则照相，无钱则手抄”，他还打算到巴黎住三月至半年，柏林住三月，荷兰之莱顿以及罗马、莫斯科，各作一星期左右之停留，目的在寻访流落各国的中文古籍，回国后整理成《西海访书志》。

    钱钟书朋友不多，向达算是知己之一，他曾跟钱钟书开玩笑，“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钱钟书后来在《围城》中辛辣地写道，“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方鸿渐不做的这些事儿，正是向达当年节衣缩食努力完成的事业。

    对于顿顿吃土豆的拮据生活，向达不甚在意。让他愤懑不已的是，好不容易到了英国，却不能随心所欲地翻阅祖国流出的珍本。他在寄回国内的信中写道：“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之敦煌卷子，管理人为Dr. Lionel Giles（翟林奈），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

    翟林奈出身名门，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子，故又被世人称作“小翟理斯”。翟林奈的学问比父亲青出于蓝，翻译过《老子》、《列子》、《孟子》、《孔子》、《庄子》等。可叹这样渊博的汉学家，竟容不下一个向达。他对中国学者的刁难和敌意，就连英国人吴芳思都难以理解，她只能推测，翟林奈是“出于嫉妒”，守着这批收藏品，以便自己进行编目。

    然而，即便如此受气，中国学人还是不愿放弃。袁同礼为此费尽了心思，一边将国内最近出版的工具书寄给翟林奈“刷好感”，一边帮王重民和向达出谋划策：“请在伯希和未赴美以前托伯君写信，自更有力量。”

    或许是伯希和的介绍信起了作用，翟林奈的态度有所松动。王重民一时喜不自禁，兴奋地给向达写信，“Giles又许照相，更是开一大恩，于敦煌学之流通，尤开亘古未有之盛”；“Giles如此大方，实堪庆幸，‘尽量看，尽量照’，则吾兄（指向达）地狱出来，即可升天堂矣！”

    可惜，还没高兴多久，翟林奈又变卦了。他不是休假，就是太忙，向达看完一批写本，往往要等三四天，才能拿到新的写本。1937年2月，向达写信汇报工作，忍不住向袁同礼吐槽：“翟氏以前虽面允尽量看尽量照，而数月来经过并不甚慷慨；是否故意如此，不得而知……”

    受尽了翟林奈的冷眼相待，从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向达埋首伏案，摸索敦煌残卷整整一年，只看了500卷左右文书，拍了大约2000张照片。这距离他最初的宏愿实在太远了。

    弃学拍照

    伤心往事不堪回首，中国学人的坚韧更不可催，被翟林奈留难的向达，最终还是成了一代敦煌大家。1938年，他带着饿肚子抄录的几百万字敦煌资料，回到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祖国。几百万字的“向抄本”，以及他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为战火纷飞中的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新鲜的养分。

    而在欧洲，与王重民、向达同时抄录和拍摄敦煌经卷的，还有一位凭借个人积蓄自费赴欧的青年。他就是第一位在高校开办敦煌学讲习班的大师姜亮夫。

    姜亮夫实乃真性情之人。1935年夏天，他已得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只因女友父亲迟迟不同意二人的交往，便卖掉书稿，辞去教职，耗尽积蓄远赴法国。为了爱情，他发誓要读个考古学博士回国，盼着与女友幸福地过一辈子。

    然而，当他来到巴黎，看到博物馆、图书馆内，中国的稀世瓷器、字画、钟鼎、碑刻、泥俑、壁画、造像、经卷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流失在街头小摊上，不由越看越痛心。恰在这时，他见到了早年相识的友人王重民。王重民告诉姜亮夫，他和向达二人正在为欧洲的敦煌遗书拍照，准备带回国内，但工作量太大，希望姜亮夫能一起加入。

    乍听此言，姜亮夫有些犹豫，毕竟，王重民、向达是公费外派，而他所依赖的，只有个人多年教书、写书攒下的积蓄，这点钱在巴黎不过相当于一个清道夫的薪水。不过，这位戆头戆脑的青年到底还是放不下祖国的国宝。他忘不了，早年在清华国学院读书，王国维先生经常说：某个东西敦煌卷子里边有，你们去看看罢！先生的话言犹在耳，仅仅一个晚上，他就做了决定，放弃博士学位，加入王重民他们的行列。

    从此，姜亮夫与王重民分工合作，一头扎进了敦煌卷子。王重民主要负责四部书，姜亮夫专门收集和摄制汉语音韵、儒家经典、道家经典等。两人白天抄写拓帖，摄影校录，夜晩回到寓所，在灯下整理编辑，有时忙完一看，天已大亮。如此不知疲倦，数月下来，姜亮夫已得了百数十卷珍贵文献。

    将近半个世纪后，耄耋之年的姜亮夫为全国敦煌讲习班做演讲。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难以忘怀：“每照一张片子要付十四个法郎。我本来就穷，为了尽可能多照一点，就只能勒紧裤带。我一早一晚吃的都是包心菜煮大米稀饭——那时巴黎大米最便宜，中午就在馆内啃些面包干，一天伙食不过二十多个法郎。”

    穷困的物质生活中，姜亮夫的兴趣却越来越大，他先后拍了3000多张照片，几乎成了敦煌卷子迷。只要听说什么地方藏有这类经卷，必去无疑。伦敦、罗马、柏林，到处都有他埋首苦读的身影。阅览室灯光黯淡，敦煌卷子字小，又因年代久远不甚清晰，姜亮夫的视力，在日复一日的苦读中，无可挽回地坏了。待到回国重执教鞭，所有学生无一例外，都记得他厚如瓶底的眼镜片和把书本举在眼前读的样子。

    所幸，收获亦是满满。有一天，深夜一点多钟，姜亮夫正在旅馆休息，王重民忽然敲门，说发现了一个大宝贝——皇侃的《论语》注。当时，国人读的《论语》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而皇侃注的《论语》只在目录上有过书名，却从未见到。姜亮夫一听，也兴奋不已，以至于多年后还对此记忆犹新，“王先生有图书馆钥匙，我们两人立即跑到图书馆去看，高兴得不得了，并且拍成照片寄到国内商务印书馆，要他们印出来。商务印书馆果然立即印了出来，有几位老先生，像章太炎老先生见到这部书，连说可贵，一生再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书。”

    宋代以后就失传、埋没一千多年的《切韵》，也是在这时被姜亮夫发现的。后来，他带着《切韵》等韵书，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过伪满洲国回到北京。在伪满洲国，姜亮夫死里逃生，随身资料被日本人全部拿走，幸好关于敦煌学的部分材料是经邮寄回国，逃过一劫。

    那时，日寇越逼越紧，兵荒马乱中，这些韵书又随他逃难，从北京到西安，从西安到四川。在四川三台一户农家，已与女友终成眷属的姜亮夫伏案三年，终于在夫人协助下，完成了24卷的《瀛涯敦煌韵辑》。这部书填补了学术史的空白，也是一部延续民族文化命脉之作。

    出版夭折

    1939年，欧洲局势日趋紧张，战火一触即发。当姜亮夫、向达相继回国后，王重民仍独自坚守在欧洲，继续敦煌遗书的拍摄。截至1939年8月，三人联手拍摄的敦煌写本照片已累计达一万余张，涵盖1500余种文献。然而，将这些学术瑰宝付诸出版的计划，却因战乱而举步维艰。

    抗战开始后，国内文化机构经费愈发短缺，平馆连王重民在欧洲的生活费用都无力负担。袁同礼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庚款退赔款上，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补助。申请手续办了将近一年，提交种种文书后，总算获批8000元补助。

    等待拨款期间，袁同礼已开始精心筹划影印事宜。他与王重民书信往来频繁，从版式设计到行款安排，乃至纸幅的大小宽窄，事无巨细地反复商讨。

    仿佛是为了弥补20多年前张元济的遗憾，平馆将《敦煌古籍丛编》的出版委托给了商务印书馆。1937年，双方签订出版合同后，王重民特意致信袁同礼强调：“唯原来照片如有模糊不清之处，请商务主事人千万不要用墨笔描绘，因图清晰反而致误，这一点是商务的通病，印别的可以不管他，印此书请他千万不要犯此毛病。”

    刘波告诉记者，王重民这封信写于1937年8月8日，当时《敦煌古籍丛编》第一辑已经进入制版印刷阶段，王重民还计划加班加点，尽快把第一辑的序跋拟出来。谁也没想到，仅仅5天之后，这封信还没寄到袁同礼手中，日寇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上海沦为战场，商务印书馆遭遇重创，《敦煌古籍丛编》第一辑不得不暂行停印。

    张元济1910年就期待的敦煌遗书出版，再次梦碎。而日寇铁蹄的侵略，还不止于此。卢沟桥事变前，王重民一行拍摄的照片共402种文献，已经陆续寄回北平，平馆与清华各保存一份。可恨清华大学的一份，抗战期间转移到南方时，竟在长沙惨遭日军炸毁。

    平馆的那份照片，就这样成为孤本。不幸中的万幸，经袁同礼整理，402种文献被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发表在1940年的《图书季刊》上，成为学者们瞩目的难得资料。

    而在卢沟桥事变后拍摄的那些照片，更是命途多舛。因交通断绝，平馆也在抗战烽火中颠沛流离，这些照片无法邮寄回国，只能由王重民随身携带。它们先是被暂存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1939年8月，欧洲航线中断，王重民决定绕道美国回国。此行之中，他最宝贝的行李，就是装满5个箱子的敦煌照片。

    抵达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邀他帮忙鉴定馆藏中文善本。国家危亡，王重民归心似箭，但老师袁同礼劝他，把藏在国外的中国善本书著录下来，也是祖国的需要。王重民因此改变计划，留在美国潜心研究，鉴定古籍。

    5箱照片随他寄人篱下，王重民仍念念不忘影印出版。国内暂时无法出版，或许可以在美国影印。1939年9月，刚在美国安顿下来，他就计划借机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一笔印刷费，为此，还请远在欧洲的伯希和、戴密微写信推荐。可惜此愿并未实现。

    王重民在美国享受专家待遇，可他时时惦记回国，“与其为人卖气力，不如回去为自己国家做点事，苦乐在所不计也。” 1947年，漂泊海外13年的游子，终于带着家人踏上了归国旅程。

    轮船行至上海，生在欧洲、长在美国的儿子王黎敦初次见到祖国，从早到晚问东问西。为了转移儿子的注意力，王重民叫他看中国的战船和飞机，没想到儿子突然发问：“船是不是中国自己造的？”王重民知道不是，口中却回答：“是中国自己造的！”他不愿孩子对祖国有不好的印象，却又反思自己的谎言是否妥当，忍不住在信中向胡适发问：“不知先生以为我答错了没有？我翻来覆去地想：我们实在便要准备造自己的船！”

    敦煌全集

    1947年，王重民终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漂泊海外的敦煌遗书照片随之归国，5箱珍贵的敦煌遗书照片历经辗转，与早年寄回的照片合璧一处。这些安然存放于国图库房的老照片，虽因种种原因多年未曾公布，却默默滋养了几代学人：孙楷第、周祖谟、顾颉刚、傅斯年、傅增湘、柴剑虹、荣新江……1957年问世的《敦煌变文集》，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乃至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工作，都曾得益于这批珍贵的影像资料。

    更为难得的是，老照片中有一批德藏吐鲁番写本残卷，是王重民利用假期，短期走访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时所拍。1996年，仔细而有心的北大教授荣新江赫然发现，这些照片的原件，不少已毁于二战，王重民拍摄的照片已然成了独一份的珍贵史料。

    2008年，13000余张老照片由国图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整理出版。皇皇三十巨册的《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终于圆了几代学人的夙愿。此时，距袁同礼与王重民最初筹划影印出版，已逾七十寒暑。

    这七十余年间，中国敦煌学研究早已彻底告别了“伤心史”。自上世纪90年代起，《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图录相继问世。然而，受限于技术条件，这些图录多以黑白图版刊布，原卷上的朱点、朱笔文字以及淡墨字迹等信息，都无法清晰呈现。1993年启动的国际敦煌项目（IDP）陆续发布过一些彩色图片，但许多文献缺乏汉语定名，再加上网速拖后腿，研究者使用仍多有不便。

    正因如此，新一代的敦煌学人决心重新整理出版高清彩色版的敦煌文献。2022年，全彩印的《敦煌文献全集》项目正式启动。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介绍，《敦煌文献全集》将向研究者提供准确、逼真的原卷图版，使每一张图版尽可能保持原貌，清晰可读，并力求准确地为每件文献确定标题，以便更好地为学术研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