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群行政九级工资256元，1988年获得二级红星功勋荣耀章。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作为一名老红军，对这个纪念日备感亲切。长征不但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本力量，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而且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党中央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在屠刀之下挽救了刘志丹的生命。作为刘志丹同志的警卫员，我也获得了新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征胜利纪念日就是志丹同志和我的重生之日。

    1931年初，我参加陕甘红军，跟随刘志丹转战陕甘根据地。1935年， “左”倾路线在陕甘党内占统治地位，推行“左”倾政策，“肃反”就是恶果之一。

    1935年10月的西北高原已经寒气逼人，刘志丹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二次“围剿”，并与红二十五军并肩作战，取得了崂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之后奉命奔赴北线，我作为志丹同志的警卫员，跟随他一起行动。这时突然接到要志丹同志去瓦窑堡开会的通知，我们骑马向瓦窑堡方向飞驰。途中，碰到给二十五军团送信的通信员，那封信的内容是主管肃反的保卫局长，要二十五军团逮捕刘志丹的命令。送信的通讯员不认识刘志丹，恰好把命令送到他本人手里。志丹同志接信展读，眉头微皱，后平静地把信交给通信员并说：“你回去就说，我已经去了瓦窑堡了。”信中内容我事后知晓，是逮捕部队高中级指挥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刘志丹。那时，陕北红军、地方游击队以及当地群众对刘志丹非常爱戴，他本人却为避免引发红军内部冲突，冷静对待，毅然将个人荣辱，安危生死置之度外。

    我们继续赶路，天黑前抵达瓦窑堡。谁知一进屋，几个素不相识者分别缴了我和志丹同志的枪，并将我随身携带的几十块大洋和一些烟土搜去（大洋是我在洛河川战斗中荣立一、二等功，志丹同志给的奖励，我舍不得用，用布包起来带在身上，烟土是负伤时止痛用的）。我们被捆绑起来，这时，我拼命地挣扎，叫喊：“你们这是干什么？”他们不语，只是动作麻利地又给我们带上死铐，然后被推进一个黑暗潮湿的窑洞。为防止我们见面说话，用一人高的墙把我们隔开，每人只有一米见方的空间可以活动。同时关押的有：高岗、杨森、习仲勋、张秀山、马文瑞、张仲良、张策等红二十六军的高级干部。

    时近初冬，天气骤冷，可我们仍穿单衣，他们既不给被褥，也不给饮水和干粮，晚上只能在阴冷潮湿的地上，拥着干草蜷缩过夜。外面重兵把守，偶有响声，便冲入查看，严厉喝斥，后来连翻身都要报告，允许了才能挪动身子。

    几天后，有人押我去审问。因几天水米未进，腿发软眼发黑，但我还硬挺着踉跄前行。走进一间屋子，几个人坐在中间，其中一人客气地问我：“你知道刘志丹是什么人吗？”我回答说：“他是我的首长，共产党员，好人呀。”那人态度陡变，恶狠狠地说：“刘志丹是反革命，托洛斯基派，你跟他这么多年，要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老实说了就马上放了你，要不然枪毙了你！”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托派，但心里明白，志丹同志是好人，他出生入死，率部杀敌，怎会是反革命。想到这，我坚定地说：“他是好人，不是反革命！”他们看我态度坚决，不听招呼，便露出狰狞面目，皮鞭雨点般落在我身上，诬蔑我是托派分子，让我交代“反革命罪行”，由于身体虚弱，多次被打得晕死过去。最后，他们看实在逼问不出有关志丹同志的罪证，又把我押回监所。我和志丹同志仅一墙之隔，但彼此有话不能说，有冤不能诉，心里那个憋屈。虽然地凉刺骨，伤痛钻心，又背着反革命和托派分子的罪名，但我相信志丹同志是好人，是革命的，就是被杀头也不能诬陷他。

    我们被关押时，每天都能听到皮鞭的咆哮和同志的惨叫，不时有人被押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样，在非人的折磨下，志丹和我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并且随时有被枪杀的危险。

    据史料记载，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在当地邮局看到天津的《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他们翻阅报纸，从中确切地知道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和游击队。这真是喜从天降，因为长征以来，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究竟上哪儿，谁也不明确。开头想去湖南西部，没有成功。后来想跟二、六军团会合，又遭重大挫折。黎平会议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根据当时的情况又予改变，有在川西发展的设想。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跟张国焘争论就是反对他南下西进在川康落脚，而坚持北上向东建立根据地。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很自然，就决定到陕北落脚了。张闻天提出：“陕北23个县有红军、游击队活动，延安等5个县是刘志丹领导的苏区根据地，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有3个师1000多支枪，下面还有14个游击队。我们应该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建立苏区”。9月28日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到那里保卫和扩大苏区根据地。

    1936年初，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得知刘志丹被关押，并马上要杀头时，火速饬令“刀下留人”，并派周恩来副主席赶到瓦窑堡，亲自审查并辨清这一冤案后，当面怒斥那个保卫局长：“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要求立刻放人，挽救了志丹同志和尚未被害的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的生命，记得当时砸铁铐就砸了一天一夜。

    被解救的刘志丹马上见到了周恩来，周副主席向志丹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当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志丹同志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如果没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拨乱反正，刀下救人的义举，志丹同志和我早就含冤九泉，向马克思去哭诉了。我看着志丹同志消瘦的面庞，深陷的双眼，虚弱的身躯，但他铁骨铮铮，气概不失，没有向“左”倾路线低头，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跟随志丹同志转战陕甘多年，血雨腥风，恶战频频，无论身处险境，还是中弹负伤，我都不曾掉一滴泪，可此时，百感交集，不觉眼睛一热，泪如珠落。这时志丹同志转过身来，看见我在哭，无声地拍了拍我的肩头，又转过脸去，我察觉他的眼角也已湿润。周副主席走到我身边，微笑着问我：“小鬼，害怕了吗？”我立正报告说：“我想回家，我受得了苦，可我受不了这委屈。”周副主席听后，沉思片刻，端详了我一会儿，扶着我的肩膀说：“小鬼，家不能回，还要革命。”然后和志丹同志商量：“我看小鬼留在我身边吧。”虽然志丹同志旧情难舍，但还是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我依依惜别了敬爱的志丹同志，从此在周副主席身边开始了新的工作。不久，志丹同志接受中央指示，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并任军长，率北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后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3岁。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追悼大会，沉痛哀悼刘志丹同志。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70年过去了，跟随志丹同志南征北战的情景，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他对我教诲和关怀，永世难忘；他的高尚品质、英雄气概，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激励我走过大半生。长征精神万岁，志丹英灵永存。

右数第六人是作者张津棠

    作者张津棠系张福群之女，1970年参加天津警备区报训队学习报务，后分配天津市电报局，从联通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