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和加强干部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延安时期，为了培养造就一大批革命骨干和优秀人才，我们党把干部在职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相结合，领导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干部教育工作。教材编写是干部教育的重要抓手。这一时期为解决干部文化基础问题而编写出版、并由毛泽东撰写序言的《文化课本》，就是干部教育的重要教材。

    一、编写背景

    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了全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的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中国历史，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为更好落实决议内容，加强党对干部教育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张闻天、李维汉分别任正、副部长，同时成立中央干部教育委员会，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王学文、成仿吾、周扬等。

    在注重加强干部学校教育的同时，我们党还普遍建立起干部在职学习的制度。1939年 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发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为干部学习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同年 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举行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毛泽东到会作了讲话。他强调：“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针对干部学习可能遇到的困难，他提出了“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 ”的方法。大规模的干部学习运动随之展开。教材是学习的重要载体。李维汉在《我们要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的文章中指出，“党内有许多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干部，他们不能自由阅读书报。不能自由阅读书报，即很难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因此，对于他们，特别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党的组织，应当有计划地帮助他们解决这个任务……供给干部用的文化课本的编辑，已是刻不容缓的了”。

    1940年 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10月又改称中央宣传部。1941年 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并强调“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的编印或翻印”。同时，《决定》中还就加强组织领导作出规定，“为加强各校的具体领导及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等。同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也明确提出，在职干部学习由中央宣传部“实现统一的领导”，“中宣部应在明年出版计划中保证必要的在职干部读物及文化课本的出版”。

    1942年，新华书店出版了由凯丰、徐特立、范文澜及叶蠖生、齐燕铭、金灿然、刘亚生编写的干部教育教材《文化课本》（共 4册）。凯丰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范文澜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叶蠖生、齐燕铭、金灿然均为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刘亚生是八路军 359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可以说，《文化课本》主要是由中央宣传部组织人员联合编写而成。

    该书出版前，毛泽东专门为其撰写序言，指出，我们现在有大批聪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

    二、主要内容

    1939年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强调：“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文化课本》虽然是为解决文化基础问题而编写的，但其内容远不限于科学知识与读写常识，更有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方面的内容，呈现出鲜明的革命性。

    （一）展现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力量与光明前景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灾难，激起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在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的背景下诞生的《文化课本》，宣扬抗战光明前景、凝聚团结力量是其重要内容。《文化课本》多篇课文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伟大力量以及“我们大家齐心努力，誓死向前”的决心。例如，第 1册第 1课《旗》描写了一个 14岁的小战士高举“自由”之旗奔赴抗日战场的情形，展现中国人民“鲜明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立场和决心。文中写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同志，扛着一面写着‘自由’两字的旗，旗帜，鲜明的在风中飘舞。小同志，圆圆的小脸挣红了，小脸上，汗水淋漓不断的流下来；他底气力虽然还小，然而，出发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抢着把这一面写着‘自由’的旗扛在肩上了……炮声隐隐地送到我们耳边，这炮声是我们底！向着遥远的疏疏落落我们热情的挥动着手臂。这时候，小同志欢喜得跳起来，摇动着写着‘自由’的旗……冷风中飞卷着鲜明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旗。”第 1册第 43课《〈军事〉副刊发刊词》是朱德 1941年为《解放日报》“军事”副刊写的发刊词，其中写道：“我们进行这个正义的自卫战争，已经四年，今后还要继续下去，直到抗日胜利，建国成功……民兵是抗战胜利之本。民众都学会了军事，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兵，抗日一定胜利，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一定实现。”

    《文化课本》还通过选取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成功的伏击战、歼灭战以及顽强苦战等典型战役战斗，展现中国军民奋勇杀敌的斗志，传递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如第 1册第 19课《平型关的胜利》描写了 1937年 9月八路军第 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 1000余人，击毁汽车 100余辆。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此外，《文化课本》还编有《冲上张鼓峯去》《世界反侵略阵线的战略方针》《罗斯福对德意宣战讲演》《威尔基谈话》《邱（丘）吉尔在议会的演讲》《莫（墨）索里尼的本领》《最后一课》《斯大林关于苏德战争的演辞》等，展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胜前景。

    （二）突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领导力与使命担当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文化课本》选编有《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回族烈士马骏》等课文，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及先进性，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心力量，明确“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例如，第 1册第 10课《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是徐特立为纪念中共成立 20周年撰写的，叙述自己“年龄已五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缺乏粮食的草地，我也一般的吃草。但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他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也一般的愉快如故。其总的原因，就在于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们的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就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文中还写道：“我感觉到离开了斗争，就没有可能创造出今日我们这样最有战斗力的党。每一个人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就莫想在政治上找出路……我意想不到我亲眼看见帝国主义对着我们的革命发抖，对我们的党和群众发抖。我还有希望看到中国独立和新社会的建立。”

    再如，第 1册第 40课《回族烈士马骏》是作者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识马骏，后来马骏在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期间被捕。敌人“施用各种惨无人道的非刑，企图从他口中得到所谓‘共党的秘密’，但马骏同志以其百折不屈的意志和忠心不二的操守，忍受了一切痛苦和折磨，绝未曾说出党的半件事”。当描写到马骏被绑赴天桥行刑时，文中说：“他的两髭和下巴上迎风飘动着六七寸长的黑须，愈发显出他的英勇本色和豪侠气概；他用着雷鸣狮吼似的声音，沿途向观众演讲，他大声疾呼地号召：回汉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军阀，他理直气壮地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把“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看作“革命成败的关键”，强调“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牢牢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时，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文化课本》第 3册第 44课《毛泽东同志等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展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作坚决斗争的立场和态度。1939年 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之后各地反共磨擦活动日益严重。1940年 1月，国民党拟派出所谓华北视察团，以慰劳视察为名，企图到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搜集材料，以进一步攻击共产党。1940年 2月，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四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揭露华北视察团的真实任务，指明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收材料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这封电报迫使华北视察团去延安的行程中止。

   （三）宣扬领袖毛泽东的革命品质和求真务实的作风

    唯物史观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领袖。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935年 1月，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课本》选编有《毛泽东的少年时代》《浏阳遇险》《毛泽东同志的实际精神》《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的演讲）》等课文，展现了领袖毛泽东的革命品质、求真务实精神及创新能力。例如，第 1册第 6课《毛泽东的少年时代》通过“不愿意发财”“对旧小说怀疑了”“不相信鬼神”“同情被压迫者”等具体事实，说明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具有革命品质。第 2册第 4课《毛泽东同志的实际精神》是徐特立用自己听说及经历的几件事，生动展现毛泽东求真务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文中写道：“毛主席对于群众和下级干部是妈妈对孩子的态度，十分耐烦。譬如红军中废除打人、骂人、枪毙逃兵的办法，是毛主席的主张”，这一主张是“他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后确定的，“毛任中央政府主席时，曾经和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两个乡主席谈了七天……这次的谈话，得到了改造乡苏维埃的具体材料。这种材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我们毛主席就是从最下级的乡主席那里得到了过去人类没有发见的财宝”，“上面一类的事还多得很，不能多写，现在我要做一个结论：毛主席的工作作风，确是列宁的作风”。

    总之，在作者笔下，毛泽东是敢于直面挑战、破解难题的伟大革命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不断追求真理，始终注重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是当之无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建设新中国的领袖人物。《文化课本》第 1册中明确写道：“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四）引导党员干部提升科学文化水平、掌握唯物辩证法与读写常识

    科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包括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和精神活动方式及其成果，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文化课本》选编有《手和脑》《人类的发明和生物的技能》《细菌》《植物和动物的分野》《两个铁球同时着了地》《揭开了天空的秘密》《天气》《机械的工作》《科学发明的利用》《科学的头脑》《农谚》《詹天佑》《劳动的果实》《理信与迷信》等课文，通过人类的起源、人类的发明、生物的技能等展现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如第 1册第 8课《手和脑》通俗易懂地说明手和脑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性，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在人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科学论断。课文写道：“很古很古的时代，人类和各种动物同住在山野里、森林里。比起各种动物来，人类柔弱得多了！……人类能拾起一根树枝或是一块石头来。这好像无足轻重，不知道却是人类使用武器的开端，也就是人类征服各种动物的开端……如果人类没有劳作，没有社会生活，他不会进化成今天的样子。劳动使人类的手和脑都在不断的进化之中。”第 1册第 42课是科学家任鸿隽撰写的《科学的头脑》，阐明科学的头脑是现代世界生活、工作所必需的，提出培养“科学的头脑”有 4个必要条件，即“注重事实”“了解关系”“精密正确”“力求透澈”。文中写道：“我们常常听见说，现今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这个话的意思，是说现今的世界，不但让电灯，电话，轮船，火车，无线电，飞机（这些都是科学的发明）把我们的生活情形改变了，就是我们的一言一动，思想行为，也免不了受到科学的支配。换句话说，做现今世界的人，必须具有科学的头脑，不管你是科学家不是科学家……我们在希望科学的开花、结果以前，必需培养科学的本根，那便是科学的头脑。有了科学的头脑，不怕没有科学。”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文化课本》选编有《简短的故事》《顶好的和顶坏的菜》《喝干海水》《邹忌讽齐王纳谏》《孔子疑颜回》《林冲棒打洪教头》《于中丞》等成语故事、寓言故事、历史故事，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展现了辩证思维、推理能力等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如第 1册第 2课《简短的故事》选编有“自相矛盾”“渔人得利”“狐假虎威”“画蛇添足”四个成语故事，蕴含的正是辩证思维方式。《文化课本》还选编有《简政不是“减政”》《三湾改编》《减租会开美了》《列宁和一个哨兵》《列宁的生活态度》《工作的大小》《关于播种工作的谈话》《荒芜了的花园》《口头与书面》《电影院与疯人院》《安泰的死》《敌友》等课文，呈现观察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如第 1册第 13课《关于播种工作的谈话》描述斯大林同一名爱废话的同志的谈话，阐明空谈不能代替工作，要老老实实做事情。第 1册第 31课《简政不是“减政”》对“精兵简政”政策的初衷进行了解释：“我们待做的事正多，目前的人材也非常不够我们的需要”，但却有许多地方存在着人材没有摆在适当的岗位、可以并在一个机构里办的事分属几个机构、一个人可以做的事而常常用几个人等现象，“这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同时还障碍着工作的效率和速度的提高”。课文还进一步阐释了“简政”的真意，明确“简政”不是“少作事”。《文化课本》通过故事和事例的分析，阐明不能采取静止的观点、僵化的思维进行工作，而应立足实践，以动态、发展、联系的观点去认识和理解社会活动及其规律，去把握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为提升文化基础薄弱干部的读写能力，《文化课本》在每册 3-4课之间专门编有“文法”，详细说明字、词、句、篇要点，如第 1册编有“字与词”“词的排列”“句和语”“句的构造”“主语与名词”“主语与代名词”“述语与动词”“述语中‘连带的成份’”“助动词”“句子的附加成份（一）”“句子的附加成份（二）”“介词与连词”共计 12个“文法”，每个文法知识编有与课文相关的“练习”，以训练基本写作能力。不仅如此，第 1册专门编有《日常应用文》《标点符号（普通用的十二种）》两课，其中《日常应用文》有“寻物”“招领”“收条”“领条”“通告”“布告”6种范文，以提升干部的应用文写作能力。此外，为提升阅读能力，《文化课本》还选编有文言文《愚公移山》《左忠毅公轶事》等，主要在第 4册。同时，《文化课本》各篇课文后大多附有“全文要旨”“章节大意”“音注”等，便于干部自学。

    三、意义和价值

    毛泽东在为《文化课本》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出版之日起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后，《文化课本》作为干部教育教材、中学教材乃至青年自学教材不断修订出版、广为流传。各地在翻印时，书名除《文化课本》外，也有的冠名《中级国文选》。如 1942年 3月新华书店出版《中级国文选》4册；1946年 4月胶东新华书店翻印《文化课本》4册。新中国成立前后，《文化课本》也发行过单册，内容为原来的第 1册，如 1948年 5月大连日报社出版《青年自学丛书之四：文化课本》、1948年 10月华中新华书店二分店翻印《文化课本》、1949年 8月皖北新华书店印行《干部文化学习材料：文化课本》、1950年 4月新华书店苏南分店再版印行《文化课本》等。此外，《文化课本》选用的《毛泽东同志的实际精神》《海上的日出》《詹天佑》等多篇课文也出现在各类语文教科书中，如新中国开国教科书中，《初中国文》第 3册第 1课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实际精神》。《文化课本》的广泛应用和传播，与其重要意义和价值是分不开的。

    （一）解决了干部学习中提升文化基础的应急之需

    教材是干部教育最直接的材料。1939年 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并提出“每日二小时学习制”。当时，无论是地方干部还是部队干部，在学习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教材的强烈需求。1940年 10月的一篇报告指出：“部队中的在职干部，工农出身的远远多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对于这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在理论教育上特别需要适当的教育干部帮助他们，需要适当的教材供给他们阅读，可是这样适当的教育干部与教材，至今远远没有解决。”其中还提到，总政治部华北考察团北线部队在工作总结中这样说道：“学习材料之缺乏，为敌后部队之严重问题。”在学习内容上，1941年 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不可能的。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与可能学习的县级营级以上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应先补习文化。这种补习，不应只限于识字之多少，而应包含阅读写作能力，历史地理常识，社会政治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的获得。”《文化课本》明确以提高干部文化水平为指向，打破以往单一学科知识的局限，在内容上融社会常识、自然常识及文法知识为一体，突出时事政治、军事问题、边区建设、工作方法、国际形势等主题，将基础知识教育与时事政治教育联系起来，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联系起来，为文化基础薄弱的干部学习提供了应急之需。正如毛泽东在《文化课本》序言中所言：“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作为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的基础教材在抗日根据地广泛使用，如《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中将《文化课本》列为文化教育的初级教材和中级教材。

    （二）倡导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体现在干部教育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文化课本》围绕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展开，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展现了国内和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最新变化和新形势，同时选编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鲜明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同时，《文化课本》第 3册集中选编有《学习》《两种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群众》《原则精神》《提拔新干部》《接近非党群众》《论宣传的群众化》《打碎旧的一套》等课文，倡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如第 3册第 1课《学习》是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的一部分，其中写道：“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东西，中央委员会与高级干部尤其应该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

    《文化课本》关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特别突出对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引导党员干部周密地看待周围环境和任务，具体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把革命推向前进。

    （三）坚定了广大干部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信念信心

    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在“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罪恶活动”以及“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抗战形势出现了“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对此，我们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 ——反对向后倒退！”这个口号的提出，使全党步调一致，也帮助党外许多人清醒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出现的严重危机，分清了大是大非。我们党还注重将抗日救亡教育融入干部教育之中，旨在坚定广大干部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信念信心。《文化课本》明确“抗日一定胜利，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一定实现”，强调“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同时选编有大量关于时事政治的通电、演讲及《海上的日出》《青年人的方向》《光明》等课文，展现未来光明前景。例如，第 1册第 3课选入巴金在赴法国留学的船上写的《海上的日出》一文，聚焦海上日出这一“伟大的奇观”，意在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新中国和新社会的光明前景。课文写道：“太阳在黑云里放射出光芒，透过黑云的周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光亮的金边，到后来才慢慢儿透出重围，出现在天空，把一片片黑云变成了紫云或红霞。这时候，光亮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们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第 2册第 31课《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一课指出：“全国继续团结，不中敌人奸计，消弭磨擦，反对内战，……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坚持抗战局面，争取最后胜利。”第 3册第 43课《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 1940年 2月 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开篇即是：“今天延安各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各代表济济一堂，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这个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