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因此，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将非诉机制挺在前面的“诉源治理”，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回溯历史，注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纠纷化解机制，做好社会矛盾预防，尽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制度实践，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出现，并形成了以和谐、善治为旨归的治理型司法，其中的有益经验，值得探索挖掘。

　　司法领导人对“诉源治理”的认识

　　延安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司法工作者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看待司法，认识到司法诉讼不应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唯一解决方式，应重视民间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尽力帮助老百姓节省诉讼的费用，在纠纷源头、诉讼发生之初化解矛盾，形成“简约治理”的模式。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1944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善司法工作，使司法工作符合抗战利益和人民权益的需要，提倡普及双方自愿为原则的民间调解，以减少诉讼。民事案件一般推行调解，轻微刑事案件也可调解，区乡政府应善于发动劳动英雄、公正士绅等有威信的人物推广民间调解工作。通过民间调解，使得多数纠纷能在基层解决，减少诉讼的数量。

　　延安时期，由于新的婚姻法律推行和社会的变革，婚姻案件比较多。对这类案件，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报告指出：贯彻进步的婚姻法令，保障婚姻自由，从简单的处理案件中着手，总是消极的，“积极的方面，还在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提高女子权利，男女平等，封建的买卖包办婚姻才易于根除。”也就是说，片面通过司法审判的方式，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婚姻纠纷，只有消除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此类社会问题才能得以消弭。从社会矛盾根源的角度看待和化解的思路，不仅适用于婚姻纠纷，对其它大多数纠纷也是适用的。

　　司法机关如何引领和指导治理

　　司法机关的主责是运用法律来审理案件，但在社会治理的视域下，它又需要延伸审判职能参与治理，而治理过程中，司法机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发挥自身的独特功能，却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成效与公正。

　　延安时期，以基层司法处、地方法院为主的司法机关，通过调解等方式参与社会治理，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社会功能，有一个逐渐探索和进步的过程。最初提出的口号是“调解为主、审判为辅”，要求各地大量地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矛盾，但也出现了某些偏差：有些调解不讲政策和法律，迁就和助长了一些落后习惯，如披麻戴孝、烧香纸、阴阳看坟，甚至让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一方倾家荡产，损害了经济的发展；有些调解又缺乏权威和公信，遇到调皮捣蛋的人，调解不动，判决后也不服从，老百姓很有意见；还有些将不应调解的盗窃、赌博、虐待致死的刑事案件也作了调解，破坏了法律秩序与社会公正。至1945年底，边区召开了推事审判员联席会议，讨论和确定了新的调解原则：双方自愿，不许强迫，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同时将原来的照顾政策法令改为“遵守政策法令，照顾民间善良习惯”。在对调解认识的转变过程中，司法机关基于政策法律，对调解等治理方式的指导规范作用更加突显。

　　为了有效指导民间调解，司法机关深入乡村，进行法律知识普及和调解培训。有些司法机关还负责打造一些调解纠纷的模范村，帮助制定村民公约，保证村民不打官司，能和睦相处。边区司法机关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制定了“刑事和解”的制度，对轻微刑事案件，由司法机关介入，在保障法律权利的基础上，尽力予以调解，恢复社会和谐关系。

　　可以说，延安时期司法机关探索诉讼源头治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调解与审判、习惯与法令、效率与公正之间反复试错，最终得出了不少有益经验，即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组织、进步人士的作用，广泛地采用调解等简约治理方法，以法律保障治理的公正性。

　　党政机关与群众之协同治理

　　陕甘宁边区于抗战时期施行了注重调解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并在全边区予以推广。1944年6月，边区政府发布指示，要求学习马锡五同志的方式，多多采用民间调解，“调解可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增加农村和睦，节省劳力，以从事生产。”这一“审判方式”的运用，不限于司法机关，而是要求各方面一起参与，形成了党政机关、民间群众团体、士绅、劳模等普通群众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边区政府提出倡议后，各县区积极响应，推行调解等多样化纠纷解决方式。在延安县，政府用三天时间开会检查司法工作，讨论普及民间调解，会议中决定各区有计划地选择典型乡村，培养民间调解干部，“首先政府干部要领导支持，共同研究学习。对于调解办法订出几个原则”，如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弄清是非；要公道，要耐心，要以道理说服双方同意，不能强制。

　　不仅基层干部深入农村解决纠纷，不少中高级干部也参与调解工作。陇东分区提出口号：“把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推行到各县司法工作中去！”辖区各县积极行动，如合水县县长王士俊先后调解了三件民事纠纷，其中赵、崔两家土地纠纷，因所持约据年代久远，土地四至也不清楚，长期争执不下，王县长会同乡上干部及当地有威望的群众一起调解，一致同意将所争的二十亩滩地从中均分，双方对此解决方式都很满意。

　　在民间，随着模范乡村、劳模运动的推行，出现了一批善于调解的英雄模范。如在关中分区，劳动英雄张清益不但调解本村的纠纷，还走出去帮助别的村，在协助某回民乡纺织工作时，听说受惠老马甚多的伙计因受人挑唆，负义离开，转雇于杨姓，老马气得要自寻短见。张清益当晚就到老马家，找来全部当事人调解，经过一番说合，当事人最终言欢而散，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对于民间调解，延安的《解放日报》不仅多次予以报道，还附带评论，提出中肯的建议：农村的民事纠纷，都可以在地方上调解，因为当地的群众，对案件内容了解最清楚，照顾情理也比外人周到。有些原来可以在村中调解的案件，往往由于处理不当，方式不好，反而扩大变成诉讼，因此，要求区乡干部调解人民纠纷必须客观公正，多方占有材料，吸收舆论，在方式上耐心说服，以求真正调解纠纷、平息诉讼。司法下乡与群众结合，就能迅速而正确地解决群众纠纷，不仅不会使群众因为打官司而耽误生产，而且更能配合区乡政府，把当地公正有威信的人组织起来，建立调解工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