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1903--1977)，原名杜理卿，湖北黄陂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连续三次参加安源路矿大罢工。曾任湖南湘潭县总工会纠察部长兼武装纠察队队长、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干事。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三军团一师三团参谋长、军团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长、八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及长征。1935年冬到陕北,先后任红一军团四师特派员、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曾跟随周恩来抵西安。1937年2月,中共代表团撤离西安，率领代表团中的部分工作人员前往陕西三原县建立云阳办事处,并任办事处主任。1937年5月调回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中央组织部特科科长、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部长、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1939年到晋察冀边区，先后任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处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1949年天津解放后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1952年起任华东公安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政法委书记。1958年下半年调外交部工作，1959年至1965年任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7年10月4日病逝。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

    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1月中旬，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成为许多青年学生、志士向往的圣地。同时,延安的安全保卫、情报工作也变得非常重要。

    1937年9月至1939年2月，是中共中央保卫、情报工作和组织建立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先后成立了中央组织部特科、中央保卫委员会(即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编者注) 中央社会部等机构。

1937年4月28日，红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前排左起：莫文骅、刘亚楼、罗瑞卿、朱德、张树才、邓飞、杨立三；后排左起：边章武、张爱萍、谭冠三、林彪、周昆、许建国、罗荣桓、苏振华、贺晋年、张达志、谭政、宋裕和

    1937年2月4日，我跟随周恩来副主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奉命从西安到三原县云阳镇，建立云阳办事处并任主任。我们办事处的旁边是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是贾拓夫，宣传部长是李一氓，组织部长是欧阳钦。省委与西安之间的联络员是彭家伦，我的联络员主要是刘鼎和彭家伦，我在西安时搞了三辆美制汽车，叶剑英、我、省委各用一辆。

    我在云阳办事处有很多任务，其中之一是审查工作。凡是经西安进入延安的学生，都要介绍到我这里报道和审查。审查通过的人等凑齐一批后，用汽车送往延安。护送的工作人员持有我的介绍信，凡是经过我这里进入延安的人必须有我的介绍信，否则不予接收。我在信上写明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和进入延安可以去的单位，如中央党校等。对审查有问题的人，派人作进一步的调查，确定有特嫌不能进延安的人，就采取“礼送出境” 的办法，即进行教育，主要是讲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后送走，名义上说是派出去，交给一些任务。也有送到西安吴德峰那里的。吴德峰在西安搞情报工作，但他们不知吴德峰的住址, 吴德峰能与这些人联络，有些人也发挥了作用。我这里是进延安的最后一道关卡，审查很严格，有问题的人坚决不能进延安，坚决顶回去。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央就已经重视与加强对延安的保卫工作了。

许建国（左）和周兴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从延安出发，要去杭州、南京等地与国民党谈判，从延安赴西安途中，在甘泉县劳山附近遭土匪伏击，随同人员中十余人在战斗中牺牲，周恩来脱险后返回延安。

    5月初,我在三原云阳办事处工作了近三个月后，奉命调回延安。我一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部长博古(秦邦宪) 就找我谈话，他说：你担任陕甘宁边（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加强保卫工作，抓特务，搞策反等。我说：之前的同志搞得挺好的，这不能干。博古向毛主席汇报说杜理卿不干，毛主席说：他不干怎么行呢，调回来就是要干这个的，他审查了很多人来到延安，党校、马列学院等来了大批学生，他还是要干。博古又找我谈话，他说：你要干，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我提出：当副处长。博古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了。我就担任了陕甘宁边(特)区保安处副处长。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大量的特务、汉奸以各和各样的身份为掩护混入延安，搞破坏、搜集情报。再加当地的土匪活动猖獗，延安的保卫工作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1937年9月24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卫工作，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等。周兴作报告。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在抗战开展中，豪绅地主将更进行活动，他们活动的性质也变为汉奸的性质，汉奸活动的基础是建立在被没收土地的地主豪绅阶级上面。这次周副主席被土匪袭击是一个大乱子，对付土匪一方面要用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要利用保卫局组织与反革命斗争。今后保卫局公开部门放在保安司令部，由周兴任副司令。另外对国民党CC等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是政治斗争，须在组织部下设特科。

    1937年9月到10月间,我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特科科长，负责中央保卫工作，不再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了。

    中组部特科的具体工作有：中央领导保卫、中央机关驻地保卫治安、审查干部、搜集敌占区情报、统战工作等。

    下面具体谈谈审查干部、统战、情报和锄奸保卫工作。

    审查干部。主要是对进入延安的人进行审查。审查分为公开与秘密两种形式。公开的形式是，中组部举办训练班，特科和干部科对参加训练班的人员进行审查。秘密的形式是，在进入延安人员集中的单位建立秘密侦察员，也叫“网员”，通过察言观色发现侦察对象进行审查。在中央党校发展网员时，我发现在党校学习的徐明清适合做网员。她是1933年入党的，政治上可靠，又是王观澜的夫人，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毛主席与王观澜就已熟识。我找到徐明清，提出要她做网员，但她没有同意。

    耿红对这段时期的工作有比较详细的回忆。耿红是1937年延安和平解放后从蟠龙镇陕西省保卫局调到延安从事情报工作的，在中央特工科任秘书。他当时主要负责陕北公学的审查了解工作。该校学生都是从大后方来的，政治面貌不清，情况及其复杂，曾经有混进来的特务，刺探搜集我方情报。特别是陕北公学、鲁艺两校。西安事变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涌进来，审查任务很重。特工科也在各校物色思想进步、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建立“耳目”，发展利用关系，以便及时发现造谣、写反动标语的分子。特工科下面负责工作的人还有潘汉年、周怡等，驻地在棉土沟保安处下面的四孔窑洞里，离中央组织部不远。

    此外，为了方便工作，经领导决定，在延安城内耿红的家中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他的妻子李蓉芳同志负责担任联络员，负责收接和转送情报。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严格保密，转送迅速。经常是不分昼夜，立即报告，保证了情报的及时性。

    统战工作。我们对陕甘宁边区各县的国民党县长进行统战(策反)工作，有很多县长为我们工作，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告诉我们。延安县县长马豫章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他是地下党员。与我保持秘密联系，将国民党活动、特务活动、开会情况都告诉我。如西安国民党派来特务，把延安中央机关驻地绘制成图，偷藏在一台留声机的转盘底下，准备带回西安，供敌人派飞机轰炸时用。1938年国民党多次派飞机来轰炸延安，造成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局面。像这样十分重要的情报，由于事先有马豫章先生的汇报，我们便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通往西安的七里铺大路上设下了检查站，很快将图检查出来，并向国民党县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为当时我们开展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帮助作用。“文化大革命” 前，马豫章还在北京，他曾找我证明他的历史情况。反动的县长就要设法赶走。如甘泉县县长反动，被我们赶走了。

    情报工作。主要是针对敌占区搞情报工作。我们在西安策反过来一位国民党师长，为我们搞情报。有一次他跟军长说，他在延安有高级内线人员，能搞到情报，结果军长要见一见，这下子他就着急了，要我们派人去。我提出让江华去，当时他在中央军委四局任局长。江华同意后，我连夜12点去毛主席那里请示，毛主席同意了。第二天凌晨，江华原名叫虞上聪，是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到陕北后改名黄春圃，从延安前往山东抗日前线时改名为江华。他是我在红三军团时一师三团的政委，我是三团的副官、保卫员。1966年，我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问杭州时，见到江华，他说:“以后审查，你要证明我那一段历史啊。”我说：“那一段我可以证明，因为是毛主席批准的，只有我知道。”我也说：“我的那段历史也要你证明的。”他说：“那当然可以。”

    锄奸保卫。当时,有很多汉奸、特务潜入陕甘宁边区，用各种各样的掩护身份，还有开照相馆的，我们抓到很多。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陈云等回到延安。周恩来、陈云、康生等原中央特科、特别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齐聚延安。这时，延安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接受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詹姆士·贝特   兰采访时说：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

1937年许建国（前左二）与林彪（前左一）、罗荣桓（后）、冯文彬（右二）、谭政（右一）在延安合影

    1937年9月至1939年2月，是中共中央保卫、情报工作继中央特科之后的又一次组织建设与发展时期。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会议议程之一是组织问题。经讨论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共9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会议决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

    1938年春以后，成立了中央社会部，将中组部特科与中央社会部合并。我任中社部下设的保卫部部长，负责中央保侦察工作。此外，还设有中央保卫委员会(即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康生任主任，我和曾希圣任委员，后是潘汉年任委员，称为三人委员会，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央社会部各部门上报的工作先在三人委员会讨论，然后再由康生去汇报。

    中央组织部特科与1927年秋由周恩来在上海成立的中央特科之间并没有关系。中央特科已于1935年9月撤销。陈养山回忆：“中央特科至1935年9月初即撤销。因为9月以后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存在，负责千部也大部调离，党的组织均遭破坏，保卫组织的任务已无能为力，甚至连自身也保卫不住。1935年11月间，邱吉夫被捕，他所联系的方面关系无人统一管起来了，至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同志来上海,，才把上海各方面同志都联系上，由中央统一管起来。但没有听说冯雪峰同志接管了特科，更没有听说重建特科。根据当时的形势,特科这种组织形式已无存在之必要，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此，撤销特科是符合形势和中央精神的。”

    有的文献说：“到1935年9月，中央特科根据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明、赵容(康生)的指示作了分散转移而最终结束。尚存的特科成员大多由王世英带领转往天津。”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作为中央保卫、情报工作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了抗战进入新阶段后的各项任务，其中有厉行锄奸运动，巩固前线与后方，并写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在会上，我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发言，讲了三个小时。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各个方面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新阶段各项工作的方针与政策。六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保卫、情报工作和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与发展。1939年春，中央正式发文成立中央社会部。

1938年许建国与朱德等人在延安合影。左起：罗瑞卿、朱德、郭述申、许建国、张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