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妈妈叫苏达罕，第二个妈妈叫艾里木罕。我和老头工作都忙，孩子们从生下来就交给了她们，家也交给了她们，家里我找不到的东西，她们都能找到。孩子们跟她们很有感情，管她们叫‘阿纳’（妈妈），管她们的丈夫叫‘达达’（爸爸），3个孩子的维语比我说得还好。两个维族妈妈和她们的丈夫去世的时候，都是3个孩子给送的终。每当‘古尔邦节’、‘肉孜节’时，孩子们都按照维族风俗给他们扫墓。我这一辈子看出一个道理，就是人是有感情的，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

　　爱是需要付出的，有时甚至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在南疆开都河畔，安葬着4名1952年牺牲的湖南籍年轻女战士。坟草盈盈，野花绽放，墓碑上依稀可辨的字迹，记载着她们的名字：汤佑芳、李丽华、王丽丽、陆梅。短暂的生命历程还未来得及书写壮丽的人生，就把忠骨埋在了天山脚下。

　　当年的女战士陶勇深情地讲述起故去的战友。“我的这4名战友刚到新疆不久就牺牲了。她们离别了亲人，走了那么长的路，刚刚开始垦荒建设不久就累倒了。王丽丽得的是伤寒，汤佑芳、李丽华、陆梅得的是肺结核。那时我在一野二军六师医院工作，4个人都是同一天送来医院的。我还记得在医院里，我们一起唱起那首《前进，青年同志们》的歌，‘前进，前进，青年同志们，献出我们的力量，来建设祖国的边疆，新疆的人民在等待我们，坚决，大胆，勇敢向前进，越过平原，翻过山岭，向前进……’”

　　“那时医院条件很艰苦，没有病房，住在老乡家里，更没有像链霉素、青霉素这样的特效药，得了这样的病只有扛着，靠自己的抵抗力。一天天眼瞅着她们就不行了。记得有一天，汤佑芳对我说：‘陶勇，我们是一起参军来的，我向你请求一件事，我知道我们得的是什么病，这病会传染的，我们不在老乡家里住了，在村外给我们4个人搭个窝棚就行了，不要传染给老乡。’我听后一下就哭了。院领导不同意，她们4个就一起往外走，劝也劝不住，没办法，只好在村外给她们支了座帐篷，我和同事们每天轮流陪护着她们。有天晚上，王丽丽把我叫到跟前，用很微弱而平静的声音对我说：‘陶勇，谢谢你照顾我，我这么年轻就死了，爸爸妈妈一定受不了，不要告诉他们，你替我给家里写信，就说我在这里挺好的。还要告诉部队首长，我还没做什么贡献就走了，真对不起呀！’她随手递给我一张写好家中地址的纸条，断断续续地又说了些话，她呻吟了一阵，想着不能弄脏床，把身子挪到床沿外，吐了一大摊血就停止了呼吸。她们4人在一个星期内先后离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们几乎说着同样的话，想念家乡和亲人，不要把自己的死讯告诉家人，为自己还没来得及为新疆做点什么而遗憾。4位姐妹的遗体安葬在了开都河边。我想，她们年轻的灵魂要是能看到新疆今天的发展建设，一定会感到欣慰，也不会再有什么遗憾了。”

　　正是从4位战友牺牲的那一刻起，女战士陶勇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医疗技术，要为各族群众解除疾患。后来她考上了军医大学，1957年毕业后一直担任外科医生，经她抢救的病人有5000多人次，做手术10000多例，新疆首例断手再植手术就是由她做的。她告诉我：“一直也没有去为姐妹们扫扫墓，看看她们。我想所做的一切就算是对她们的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