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长期保留着一段李大钊于1924年9月22日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发表讲演的电影镜头。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的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大钊》，将这段极其珍贵的画面，放在了纪录片的开头。

　　辗转到达莫斯科出席会议

　　1923年11月24日、25日，李大钊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在研究选派代表赴苏联首都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因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于前一年冬天到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不再准备出席“五大”，遂一致推举党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李大钊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定于1924年6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但中共中央接到会议通知，并由上海转告到北京时，已是1924年6月上旬了。这时，李大钊恰好不在北京，正在其家乡乐亭的邻县昌黎城北的五峰山韩文公祠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缉捕。接到通知，李大钊立即由昌黎秘密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北京，在与其他代表会合后，于是年6月12日左右踏上了赶赴苏联开会的漫漫旅程。在离开昌黎前后，为筹措代表团赴苏联开会的经费，他曾找过在昌黎城里秉承新中学会宗旨，开办新中罐头食品有限股份公司的同乡挚友杨扶青，到哈尔滨后从新中罐头食品有限股份公司驻哈尔滨分庄取到了杨扶青慷慨资助的500元银币。李大钊等人在哈尔滨停留几日，乘火车转赴满洲里寻找秘密接头人，继而由满洲里坐骡车偷越国境线，到达苏联境内。之后，他们又改乘穿越亚、欧大陆连接地带的长途旅客列车，顺铁路线赶往莫斯科。一行人又走了有7个昼夜，直至6月下旬才到达莫斯科。是时，他们已经错过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开幕仪式与初始阶段，但总算赶上了会议的举行。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是李大钊心仪已久之地。在到达莫斯科3个月后写的“赤都通讯”《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中，他用异常优美的笔调追述了自己到苏联的行程:“曩昔披读地理，一说到西伯利亚，辄联想及于遐荒万里绝无人烟的景象，以为其地必终岁封于冰雪，荒凉枯寂，无复生气，乃今一履其境，却大有不然者。自满洲里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云霄，火车行于长林丰树间，入眼均有郁苍伟大之感。景致之最佳处，为贝加尔湖畔山巅的白雪，平野的青松，与湖里的碧波相与掩映，间有红黄的野花点缀于青青无垠的草原，把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都平列于一时一处，真令悬想西伯利亚为黄沙白草终岁恒寒之域者，不能不讶为绝景也。”文中还写道:“自满洲里来莫斯科，约经七昼夜可达。在此漫漫长途中，只有手一卷以为消遣，偶或探窗以观此幽深伟大绵延万里的长林，故不觉旅中的倦苦。”他所说的“手一卷”，是指他在离开五峰山时从陪伴自己到昌黎山中避难的长子李葆华手中要来的一套《镜花缘》。他后来把这套书送给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在莫斯科发表《中国的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报告

　　据李大钊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介绍，当时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全世界五十余个民族的共产党代表”，可谓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盛会。

　　当时，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李大钊是首席代表，此外还有与李大钊一起前往赴会的王荷波、刘清扬(用名“刘齐佳”)、彭述之、卜士畸(化名普罗利塔里耶夫)等其他代表。据罗章龙回忆，后来他也化名“罗文虎”赶赴莫斯科出席了这次大会。另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人。据有关史料，中国共产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4人，其中李大钊与王荷波享有表决权，刘清扬和彭述之享有发言权。另外，陈独秀没有到会，也被列入正式代表名单，且为有表决权的代表(一说罗章龙也为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

　　大约是在启程去苏联的路上，李大钊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李琴华”。因而，在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上，李大钊登记的是“琴华”的俄文译名。

　　李大钊与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等人到达莫斯科后，受到了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兄弟共产党代表，特别是苏俄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当时，世界和苏联的不少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变化非常关心，用李大钊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记述的情况是，这些同志“询及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广东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颇有一种诚敬的钦感及浓厚的同情自然的流露出来”。到达莫斯科后，李大钊获悉不久前英国路透社电告孙中山逝世噩耗的谣言传出后，莫斯科以《真理报》为首的各大报纸均发表社论表示哀悼，并发表了孙中山先生的大幅肖像，这使他深受感动。当时，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俄人卫林士基”，还专门写有一本《孙逸仙及其主义》，见到李大钊后，特意赠送一册“属为批评”。李大钊耳闻目睹在苏联首都开会的人们和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关心，特别是对孙中山先生健康的关心，不由感叹道:“这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老祖孙中山先生在世界上的地位了。”

　　1924年7月1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预定安排李大钊作有关中国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然而，在开会时，主持人又临时决定，李大钊的报告改为书面报告，这使李大钊失去了在大会主席台发言的机会。为此，大会执行主席盖什克在当日的大会上特意加以说明:“我们的中国同志琴华曾想作报告，但今天他不能作报告。他的报告将并入会议记录，也将在简报中登载。”之所以如此，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可能是李大钊交给大会的报告重点介绍的是中国革命斗争的现状，而与会议那几天集中讨论的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似乎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

　　李大钊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或是到达莫斯科后起草的这份提交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隔10天以《中国的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为题，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发表在同年7月11日的《真理报》上。在发表这篇报告时，《真理报》编辑特意说明:“现刊载中国代表团的声明，将其补入7月1日讨论民族问题会议的记录之中。”在《中国的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报告中，李大钊主要介绍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犯下的新的侵略罪行，以及“以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民族运动”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的发展情况，并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有占20％代表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情况，以及北洋军阀政府“慑于国民党与日俱增的影响”开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情况。在这个报告中，李大钊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反动势力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而遇到一些困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在报告中，他还恳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我们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并给予中国共产党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

　　李大钊的报告言简意赅，事实叙述清晰，观点鲜明，语意诚恳，若在7月1日的全体代表大会上讲述，反响会更加强烈一些；可惜，会议的主持者囿于“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议题，“剥夺”了李大钊的发言机会，幸得《真理报》的编辑在会议刚刚闭幕就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发表出来，使之得以广泛传播，在莫斯科和苏联各地，乃至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会议期间，李大钊虽未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但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代表一起，在会场内外广泛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听取批评和指导意见，获得了应有的收获。

　　1924年7月8日，发表了《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兄弟人民书》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李大钊参加了在莫斯科国际大剧院举行的闭幕式，响彻整个会场的悲壮的《国际歌》，使他周身的热血异常沸腾。

图:李大钊和苏联少先队员在一起

　　电视文献记录片《李大钊》播出的李大钊当年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发表讲演的极其珍贵的镜头，摄于1924年9月22日。当时，李大钊到达莫斯科已经将近有3个月了。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李大钊没有及时回国，而是留在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由会议安排的卢克斯旅馆搬到了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就读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东方大学的宿舍区。留在莫斯科后，他参加并指导了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并在东方大学开设了专门讲述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