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安三（1891—1988）是日本著名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日本著名的反战、和平人士。他出生于滋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中学时代皈依基督教，后进入了同志社大学学习神学。大学时代，清水读到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大师的事迹，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常年生活在北京，与我国政学各界很多名人都有相当深的交往，其中，他和李大钊的交往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清水安三曾回忆说：“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李大钊的。”

    清水安三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大钊留日时期，清水便曾登门拜访过他。

    两人是通过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相识的。当时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生宿舍里。学生宿舍位于东京山吹町，离李大钊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宿舍为两层小楼，面积不小，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李大钊是其中一位。

    每逢周日，几名中国留学生便在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也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诗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清水回忆说：“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大物’，在周日学校里弹奏赞美诗，那真是有趣的光景。”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清水和李大钊久别重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这次重逢把两人的距离一下拉近了，从此两人过从颇密。

    清水去李大钊家拜访，至少有十四五次。他回忆说：“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李大钊家位于《鲁迅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地处“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是一间朝北的屋子”。李大钊家里的陈设是中等人家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要显得朴素得多。李大钊家门的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前端系着一块小木牌，只要在门前一拉木牌，便会响起“丁零零”的铃声。

    每次见面，清水和李大钊都会用日语交谈。“李大钊的日语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流畅”，但意思表达没有问题。而清水和李大钊夫人说话时则用中文。在清水眼里，年长李大钊6岁的李夫人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李大钊则是一个像日本乡下的村长一样平凡可亲的人：“他静静地说着话，不是那种双目炯炯、慷慨激昂的类型。即使谈左翼的话题，他也绝不激动。他不会让对方感到紧张，相反，是一个能让人松弛的、什么都能聊得来的人。”这种感觉促使清水不断多次造访，有时还带朋友一块儿过去，把他们引荐给李大钊，其中包括政治家鹤见佑辅和一桥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等人。

    多次的拜访中，有两个细节给清水安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李大钊很喜欢日本的食物，尤其是日本甜点和日式馒头（类似包子），经常从东单的日本店里购买。所以清水也会买些日本食品作为礼物带过去，这让李大钊很高兴。另一个细节是李大钊的阅读量之大令他吃惊。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时，清水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三部著作，李大钊却把罗素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而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译成中文或日文。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对此清水评价道：“他固然是读书家，但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活动家一类的人物，具有能让青年献出生命的人格魅力。”

    清水与李大钊相识相知多年，私交莫逆。李大钊爱读日文书报，常从东单三条附近面向日本人的东亚书局购书，可那里毕竟店小品种少，很难满足需要。因此，李大钊便托清水从日本国内的书店订购。清水曾自掏腰包为李大钊从日本订阅过界利彦主办的左翼报纸《平民新闻》。共产主义者、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从日本流亡到北京时，起初由在北京居住的日本汉学家中江丑吉照顾，但不久便难以藏身。清水就出面托李大钊帮忙，李大钊当即答应，立即安排佐野经天津前往苏联。

    1924年，清水赴美留学，行前去向李大钊告别。李大钊托他在美国搜集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这是因为，如果是书的话可以订购，而这种小册子是非卖品，在中国很难弄得到。刚好日本京都某教会有两名牧师先期留美，他们和清水相识。其中一位叫浅野的，在芝加哥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清水于是便托这位浅野牧师搜集了一批小册子，然后再设法寄给李大钊。清水后来回忆说，不想赴美学神学的自己，为了友情，竟“僭越”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