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夫认为，这种形势表明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时机已经到来，而这两派中哪一派人上台则是问题的关键。他深知陈绍禹等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党中央没有根基，在党内也比较孤立，仅靠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不够的。要“把坚定地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所谓‘青年人’推上负责工作岗位”，必须“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保留领导工作机会”，“使工人同志离开罗章龙”，“争取使他们同‘青年人’和旧领导中的优秀部分联合在一起”，才能孤立和战胜人多势众的何孟雄、罗章龙派。谁是“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呢？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中，李立三、李维汉不行了，瞿秋白也不行了，项英已去中央苏区，几个工人委员可以保留，但有经验、有能力的领导人只有周恩来了，而他还没有从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责难中解脱出来。于是，米夫把目光转向远在苏联的张国焘和蔡和森，他们都是六届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是1928年11月被李立三等人开除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后送到共产国际去的，张国焘则在三中全会前就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立三路线”，争取他们回国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这对扶植陈绍禹等人上台，孤立和战胜何孟雄、罗章龙派是非常需要的。

　　12月2日，米夫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他来上海后的工作情况和中共党内的现状。他说：“莫斯克文（周恩来）和斯拉特霍夫（瞿秋白）到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莫斯克文更甚些）。在三中全会上，他们事先不与远东局打招呼，就决定不把与远东局商定的表述写入政治决议（老的中国花招），从而把那个决议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文件。与此同时，一些党员（戈卢别夫、古德科夫、波戈列洛夫等人——即陈绍禹、沈泽民、秦邦宪等人）开始在会议上发言，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来信，信中把李立三路线说成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完全对立的路线。党的领导人焦急不安起来。他们来找我们商量。这是我与他们第一次会见的议题。”米夫在信中明确提出：“我请求尽快让张彪和蔡和森到这里来，这里的工作非常需要他们，他们在这里会改善局面。我已同中国的三人小组达成共识。以前的那些理由都是通报不准确造成的。问题已得到解决。他们在政治局里的工作将会得到保证。”

　　米夫的言行表明，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意张国焘回国，并不是要他“负担领导中央之责”，而是作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同“青年共产国际派”合作，为支持陈绍禹上台，孤立和战胜何孟雄、罗章龙派发挥重要作用，而参加中央政治局的。

　　张国焘为回国作准备

　　11月10日，张国焘得知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意他回国的决定后，积极创造条件，为回国作准备。

　　12月4日，张国焘向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提交了“关于我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声明书。他从六个方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一）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犯了“极为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八七会议后“机会主义残余在后来的一些事件中又显露出来了”。（二）南昌起义时出现的错误，“是过去机会主义的继续，我是对这些错误承担重要责任的人”。（三）中共六大期间，“没有再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是我极其严重的错误”，“实质是对右倾机会主义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四）讨论共产国际1929年2月给中共中央的来信时，“我又重谈‘不可避免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有可能放慢’的老调，同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右倾危险特别有所增强”，“这些观点毕竟是对右倾的调和主义”。（五）“中共代表团应对中山大学的工作遭到完全破坏承担重要责任”，“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坚定的又一表现”。（六）“我很久不能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来公开地指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并同这些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是我的一个政治错误”。最后，张国焘表态说：“我认为，中共一些领导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期间所作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我同李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我认为我有责任作出郑重声明：现在我要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坚决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和特别要反对右倾危险。”

　　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张国焘、蔡和森、黄平都参加了。会上，李立三全面检讨了“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错误。他在讲犯错误的历史根源时，谈到蔡和森问题，承认“六次大会后，中央的组织路线，是和我的错误密切相关的。我们机械的了解党的纪律。我们禁止自我批评，禁止对于政治问题的自由批评。譬如你们知道的‘北方问题’，当时因此而不正确的开除和森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发言，首先宣读了12月4日的声明书，然后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肯定了陈绍禹等人的派别活动。他说：“对于个别组织上的结论，亦是表现组织路线的不对。好的同志，批评立三错误的同志，被三中全会当做反革命分子，留党查看三个月。用这种理由开除了好的同志。”蔡和森在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时，也表示对“青年共产国际派”的支持。他指出，“现在我们党有危机。立三来莫之后，中国党的机关之中，依旧反抗国际路线，运用种种手段，来继续自己的路线……他企图说下层代表是小团体，是右倾，来抑制下层代表”。“而新起下层代表不是小团体，这是群众的代表，他们批评上级的错误路线，他们是救党于危机中的唯一动力。党的老辈——我也是一个——已经不能做新的运动了。他们有过各种‘左’的右的等等错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已经落伍。如果还有人企图抑制新生的干部，我认为事态是异常严重啊！应当对于这种企图大大的打击”。李立三、张国焘和蔡和森都在各自有关的问题上，向共产国际表明了态度。

　　在国内，为张国焘回国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与米夫协商后，于12月16日在通过《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达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的同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中央政治局根据国际的通知与国焘同志的声明，对于三中全会关于国焘问题的讨论和决定，特成立下列的决议：

　　一、刘明复（佛）同志关于国焘同志要在国际提出的意见书的说明，是站在掩蔽立三路线的立场上来反对国焘同志意见的。因此，他对于国焘同志意见的批评与攻击，是完全不正确的，应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指责。

　　二、 因此，三中全会对国焘的批评与攻击，之夫（瞿秋白）同志结论中所提到国焘同志的问题都是错误的了。同样根据这一讨论发生十多个同志签名要求撤销国焘同志工作以及对于国焘同志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三、 现在取消三中全会对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并公布这一决议。

　　这一决议公布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陈绍禹等人的“青年共产国际派”和罗章龙派都能接受的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选。

　　提名张国焘为新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件事，是不是由何孟雄带头发起的呢？12月29日，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谈话时，何孟雄说：“我们已经两年没有见过张国焘了，不知道他持什么立场。”在回答“同志们会建议什么人进入政治局以取代他们建议开除的那些政治局委员时”，何孟雄说：“只会建议来自实际工作中的工人积极分子。”12月30日，远东局成员埃斯勒同徐锡根谈话时，徐锡根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张国焘。埃斯勒问：“这个名单你是怎么拟定的？何孟雄是否也知道这个名单？”徐锡根答：“我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讨论过这个名单，它是讨论的结果。我没有对何孟雄说过这个名单。”可见，何孟雄并没有参与其事，更谈不上带头发起了。

　　张国焘回国后的结局

　　1931年1月初，张国焘和蔡和森先后动身回国，1月下旬到达上海。

　　这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于1月7日开过，会议在米夫的操纵下，通过政治决议，形式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实质上却是反对“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使共产国际的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在组织上改造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陈绍禹推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领导岗位；采取“留周去瞿”的方针，保留了周恩来的政治局委员；“将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罗章龙派的工人部分和年轻的共产国际派联合起来”，孤立和打击了何孟雄和罗章龙。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但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1月3日会议决定的意见，“远东局承担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中国党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米夫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结果，要求共产国际撤换米夫，另派代表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解决中国党的问题，掀起一场新的风波，使米夫和陈绍禹等人陷入困境。不久，何孟雄等人被捕牺牲，罗章龙等被开除党籍。2月初，反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在上海被平息下去，米夫好歹控制住了局面。于是，米夫又把陈绍禹推上中央常委领导岗位，让他直接掌握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张国焘虽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还在他回国途中，1月17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季亚尔就写信给远东局，提醒他们注意：“现在中央委员会内已开始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李（立三）、张彪（张国焘）、蔡和森都宣称自己忠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这就不排除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争夺首脑地位。谨慎是智慧之母，你们应该小心谨慎。”因此，大权在握的米夫和陈绍禹，既要发挥张国焘在维护四中全会的领导、平息反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中的独特作用，又要防止他争夺中央领导权。

　　张国焘回国后，立即参加正在上海进行的平息反四中全会分裂活动的工作。他在党内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宣称：“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指导和批准而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右倾分子和立三主义的残余分子或明或暗的反对所谓陈绍禹派，这就是藉反对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事实，因为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

　　上海问题基本解决后，2月中旬，张国焘又以“中央负责同志”的身份，前往天津“巡视”，协助中央代表团解决中共顺直省委内反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问题。他利用过去在北方工作时的老关系和影响，说服有关负责人“承认错误”，建立了拥护四中全会的新省委。米夫和陈绍禹对张国焘的表现是满意的，但并没有让他留在中央常委内做领导工作。3月28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去贯彻四中全会的路线。4月11日，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上任，此后不再是中央常委。

　　蔡和森没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回国后只被分配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3月，中共中央派他赴香港担任广东省委书记，5月改任两广省委书记。6月，蔡和森被捕，不久牺牲。

　　1931年4月，米夫完成他的特殊使命后返回共产国际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