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张国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提议，决定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会后留苏联工作。共产国际认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共产国际不满，又不肯公开承认错误，一直不让他回国。1930年11月，共产国际突然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回国工作。

　　这时，共产国际为什么同意张国焘回国？他又是怎样回国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李立三的胡闹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又促进了我的回国。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表示无力担负这个任务，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我回国去。10月中旬，柏金斯基约我见面说，如果我能对拥护共产国际问题有明确的表示，共产国际将派我回国去工作。张国焘又说，三中全会前，“何孟雄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王明）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到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继续负担领导中央之职责……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老干部的名义，要求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谈话并派我回国之由来”。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张国焘回国

　　1930年，最先提出张国焘回国问题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何孟雄，而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件事确实与“立三路线”有关，但其具体内容与张国焘所讲的并不相同。

　　1930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领导下，犯了“左”的错误。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通过《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进行干预，并委派参加该决议讨论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共产国际7月决议，认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的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李立三的主要错误。但是，会议在反对“左”的错误的同时，却错误地强调“尤其要集中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指责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利用着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用政客外交的手段，冒着‘拥护’国际路线的名目，实行反对国际和党的路线”；指责何孟雄“代表这种路线”，“在客观上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全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在这种反右的气氛下，刚刚回国的团中央驻少共国际代表刘明佛在会上报告说：张国焘和共产国际的同志谈话时，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之下已经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并要向共产国际递交意见书。于是引起纷纷议论，有十几个人签名要求撤销张国焘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瞿秋白在作政治讨论的结论时说：“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绝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孟雄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至于国焘最近亦说中央路线不正确（他的书面意见远在二万里外，我们还没有看见），是否亦是如此立场，我们固然不能断定，可是只在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知道他对于国际和党的一致路线，是不了解的。”他强调：“明佛同志提出之国焘同志问题，大家都很注意，这不是反对个人，而是为党反对倾向，我们必须将张国焘、何孟雄的问题公诸全党，在政治上郑重的解决。”

　　9月28日，全会结束时通过了《三中全会关于张国焘同志问题致国际的信》。其内容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根据前驻少共国际的中国少共代表刘明复（佛）同志的负责报告，知道张国焘同志认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之下已经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全体会议一致的认为国焘同志的这种意见，完全不合事实，国际这次纠正中共政治局的错误是认定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的路线之下工作的，但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错误，故要中共政治局在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精神下，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以巩固党的领导。中共政治局接受了这一指示，在三全扩大会议上表现出严格的自我批评和坚决的纠正错误之布尔塞维克的勇敢。而国焘同志这一批评的立场却与国际的精神相反，肯定中共政治局已走到反国际的路线上去，这显然是错误的。因此，全体会议认为有使国焘同志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以便对这一问题认识清楚之必要，特请求国际派他立即回国。望照准为盼！

　　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进一步说明“中共三中全会决定让张国焘同志返回中国参加政治局工作。政治局派遣在三中全会上被补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黄平同志取代他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我们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能表示同意并通知他开始工作的时间”。

　　1930年张国焘回国的历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共产国际东方部另有考虑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张国焘回国问题的信和电报后，没有立即表态，因为共产国际正忙于对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作出正式结论。

　　1930年10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政治委员开会，听取东方部《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草案），决定批准该信并以政治委员会名义发出。这封信认定，李立三的错误“不是什么不同意，或者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不同意见”，而是“和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的政治路线”；李立三的错误“事实上是用‘左’倾的空谈，遮盖机会主义的消极”。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那就不但有害，而且包容将来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也就是说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为了贯彻落实这封指示信，共产国际特派东方部副部长兼远东局局长米夫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于10月下旬秘密前往上海，监控中共中央的动态，加强对中国党的干预力度。

　　在这种情况下，11月10日，共产国际东方部才开会讨论张国焘回国问题。张国焘和黄平应邀出席。会议在萨法罗夫主持下，听取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国焘和任命黄平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报告。会议决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彪（张国焘）同志和任命黄平同志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决定”；但是要“通知中共中央，东方部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彪同志原因的表述，这种表述是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相矛盾的”。既然东方部否决了中共中央要求张国焘回国的理由，为什么还同意张国焘回国呢？会上无人说明，但显然这是另有考虑的。

　　不久，中共党内发生重大变化，东方部的考虑也逐渐显露出来。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来信，经过两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于11月23日又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国际来信。会上，米夫首次露面，双方商定了政治局对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简单的文字修改后，正式通过《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议》“完全同意国际执委会的这一封信”，认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决议》发出后，立即遭到米夫特殊信任的陈绍禹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在中央接到国际来信前，已从新近从苏联回国人员那里得知国际来信的内容，于11月11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抢先打出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帜。11月27日，陈绍禹、秦邦宪等人成立的派别组织“临时小组”作出决定，指责“政治局11月25日决议只是耍外交手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仍不愿意放弃李立三路线，不愿意坚决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工作。”陈绍禹等人宣称，“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要求“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带头进行反对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活动。与此同时，一贯坚持反对“立三路线”并受到三中全会错误打击的何孟雄和受到李立三批评、对“立三路线”不满的罗章龙等人，也纷纷起来，在党内形成一个反中央的浪潮，使中央无法工作下去。

　　米夫分析当时形势，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旧的领导完全惘然若失，放弃了领导权，丧失了任何威信”，“被逼得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他们认为自己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是毋庸置疑的事”。“旧的领导被排挤到了一边，整个党内斗争实际上是由其他两派的人在进行”。一派是陈绍禹等人的“青年共产国际派”，另一派是包括全总几个工人在内的，以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派”。起初这两派以“不成文的协议”方式共同反对“立三路线”，但很快暴露了这两派之间的分歧，“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