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未与任何人商量,将他的翻译张太雷派往日本。临行前,张太雷请周佛海和李达给施存统写信,请他在日本予以帮助。陈独秀知道后,很是不满,便有意回避马林,不屑与之见面。
几个星期后,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知道马林和陈独秀闹得很僵,便找了分管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他说,李达和周佛海在信中,竟然要施存统不要理睬他。张国焘听后十分生气,立刻来到陈独秀家,质问在场的李达和周佛海。没想到,陈独秀承担了责任,并反问张国焘:“你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恰当,例如,你为什么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水,这是雇佣革命,你知道吗?中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党,中国革命的一切都应有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你懂吗?”
张国焘不同意这种说法,带有征询的口吻说道:“共产国际代表是我们的顾问,我们不应该向他提供工作计划吗?党初建的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费,请问又能怎么进行呢?再说,很多专职党务工作者,没有最低的维系生活的薪水,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不成?”
陈独秀虽然个性倔犟,但是,他有一点却是可贵的,那就是对待任何事情,只要是正确的意见,是决不会固执己见的。过了片刻,他以习惯性的动作,轻轻地拍着前额,不无歉意地说:“这样说来,那是得重新仔细考虑考虑。”
第二天,马林将张国焘找去,问起陈独秀避而不见的事情。马林似乎已经知道陈独秀和张国焘的争论,有意表扬了劳动组合部的工作,鼓励张国焘“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其实,马林多半说的是气话。不久,他与陈独秀会晤,便早已将此事置之脑后了。可是,马林的话对于张国焘来说,却如同几只作祟的虫子蓄积于胸,不时膨胀、涌动。不久,他便有宗派活动,以至在党内有“张国焘小组织”之说。他反对和排斥李汉俊、李达等人,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李达是资产阶级的“研究派”。
这一切,陈独秀也多有耳闻。在一次会议上,蔡和森便反映,劳动组合书记部有意绕过中央,有独行其事的倾向。同样的问题,张太雷也有所反映。国共党内合作的问题,本是党内的机密,张国焘却把它捅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去了。
于是,马林认定张国焘有“小组织的问题”,并准备在党的会议上通过一个决议。张国焘急了,有事没事的找陈独秀讨说法,希望撤消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动议。陈独秀拗不过张国焘,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他特意提出:“党内没有什么小组织,要有,也只是有错误,以后不准再提什么小组织的问题。”于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党内风波,就此暂时平息。
1922年3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他高兴地告诉陈独秀,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他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受到列宁的单独接见。他还向陈独秀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列宁希望国共两党建立起合作联盟战线。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张国焘与马林有着严重的分歧。马林主张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他们却坚持与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由于他们一唱一和,所以,一直到中共二大,马林的党内合作的方式都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
马林无可奈何,只得回到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8月,马林回到上海,立即建议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党内合作问题。他在会上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国民党尽早实行党内合作。在共产国际的铁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和张国焘表示服从国际的决定。
可是,陈独秀的心境总是忐忑不安,对与国民党的这种“捆绑夫妻”的关系,还是持怀疑态度。一次,在谈到在国民党中建立中共党团组织时,他不无担忧地对张国焘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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